今日总结之:小心被娱乐至死

境由心转

     这二天看了几部电影,一部是之前听说比较火的<心花怒放>,一部是刚上映的<太平轮>,看完这二部电影后,我就觉得现在的电影太俗了一些,没有很多的内涵,包括现在的很多资讯,基本上是在博人眼球的.当然说这个不是说自己就很高雅,而是说我们要去警惕这种东西的存在,那种让人不用思考就能明白的东西,时间长了我们的大脑就会被人给控制住,变得不会思考,因为长时间没有进行过深入思考,慢慢的就会变成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而这个才是最恐怖的事情.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会思考,而动物不会,假如现在的资讯媒体在消除大家的这种思考能力,那就离大前研一的<低智商社会>中描绘的情景不远了,这个不仅是发生在日本,也一定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需要注意.
      记得以前在读书时就看过一篇文章,叫<娱乐至死>,作者是美国的丹尔.波兹曼,以下为引用观点:
波兹曼认为，媒体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其中媒体的形式极为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 这就是所谓“媒体即隐喻”的主要涵义。而20世纪的传媒技术发展，使人类从以印刷文字为中心的“读文时代”转向以影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其中电视图像已经成为当代支配性的传媒形式，它改变了社会认知与人际交往的模式，引发出深刻的文化变迁。在这两部著作中，波兹曼分别揭示了这种文化变迁的不同侧面。 所谓“童年的消逝”并不是说特定生理年龄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不清。波兹曼的论述具有历史建构主义的倾向，在他的分析中，“童年”的概念来自与“成年”的文化分界，而这种区别并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在历史中“发明”出来的。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传播模式以口语为主导，儿童与成人之间没有交往的技术性困难，彼此分享着基本相同的文化世界，因此“童年”并不存在。而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文字阅读开始成为主导性的传媒，儿童不得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训练，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够获得属于成人的知识与“秘密”。这就在童年与成年之间建立了一道文化鸿沟。而电视时代的来临则重新填平了这条鸿沟，儿童不再需要长期的识字训练就能够与成人一起分享来自电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文化分界被拆解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 但是，“童年”本来只是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我们又何必为它的消逝而担忧呢？或者说，童年的消逝在什么意义上是文化危机的征兆？
在我看来，波兹曼的真实论题可能被这个多少有些误导性的书名所掩盖了。他的确关怀属于童年的自然与纯真的人性价值，但就整个文化的走向而言，他深切的忧虑主要不在于“童年的消逝”，而是“成年的消逝”。印刷术在创生“童年”的同时也创生了所谓“新成人”（文字人）。
这种以阅读为特征的新成人文化推广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性格品质。线形排列的文字促进了逻辑组织、有序结构和抽象思维的发展，要求人具有更高的“自制能力，对延迟的满足感和容忍度”，“关注历史的延续性和未来的能力”。这对人类的宗教、科学和政治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写了中世纪的文明面貌。
而电视时代使人类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不再要求儿童与成人在文化特征上有明确的分野。因此童年的消逝——波兹曼明确指出——也可以表述为“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娱乐，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使印刷时代的高品级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危胁。而这正是《娱乐至死》的主题。
      在《童年的消逝》出版（1982年）四年之后，波兹曼发表《娱乐至死》，其副标题是“演艺时代的公共话语”，更为直接而全面地剖析和批判了电视传媒所主导的文化。《娱乐至死》的前言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奥威尔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观点见于《1984》），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相信，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如今电脑与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形成了新的文化传播方式。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的结尾部分曾经设想，电脑可能是一种延续“童年”的传播技术。因为使用电脑需要学习一种人机对话的语言，要求某种特殊的训练，这将有可能使童年的存在成为必要。但他也指出，这仅仅是一种可能，取决于人们如何对待这种技术——是运用电脑来促进有序的、逻辑的和复杂的思维，还是被电脑所利用、被视觉游戏的自娱自乐所吞噬。20年过去了，电脑发展出了高度视觉化的“视窗平台”，孩子并不需要长期的特殊训练就可以得心应手地使用电脑。我们还有可能幸免于“娱乐至死”的命运吗？意味深长的是，波兹曼自己也曾在互联网上开设论坛，开展公共讨论。他在回答网友的问题时曾指出，对于新技术的迅疾发展我们可能无能为力，但如果我们对技术的历史与社会心理学有更清醒的理解，就有可能控制我们自己对技术的使用，而不至于完全被技术摆布。
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聆听波兹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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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人心浮躁，人们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体会有内涵的作品，所以“俗文化”、“快餐文化”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