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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歌里唱到：“做一个人好难。”其实，做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一直觉得男人有两件功课非常重要：15到20岁的时候立志非常重要，这段时间是英雄崇拜的时期，会有非常多的偶像，他们会激励你一辈子；20到25岁是交友的阶段，在社会上结交什么样的人会影响你的未来。比如，当代有一知名人士、国家领导人，“五四”时期，就在火烧赵家楼时当了一回人墩子，之后一下就牛逼了，因为那一拨人都牛逼了呵。所以扎堆很重要：在一流的朋友里面你可能是最差的，但是出了这个圈子、到任何地方你都是最牛的。扎堆会影响到你一生的很多选择。
投身南德
从做企业来看，我这十五年里，有几次重要的机会就跟扎堆有关系。刚开始做生意，是在牟其中那里。跟他上班非常好玩，我们俩桌子是面对面，每天他拿个大搪瓷缸子往那儿一坐，第一件事是随便找一张纸写下一天要干的事；我是总办公室主任，拿了这张纸就去布置工作。那会儿没手机，人没现在这么忙，工作布置完了，我们就坐在那儿聊天。牟其中讲了一堆他怎么坐牢、怎么做生意的故事，每天都这么聊，大概持续有两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他用怎么一种思维去指导生意。比如，有一天来了一个人，要跟南德做麻黄碱生意。老牟跟那人说你别说了，我五年前就折腾过这事，我告诉你后面应该怎么做。那人一听傻了，原来师傅在这儿呢！过两天又来了一个人，说要做酒。牟其中说他原来勾兑过酒，然后炫耀地说，他就是按照《化学大词典》弄的，勾兑了还喝不死人。
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非常多的事，知道这个人的心理底线，其中有很多不大让人理解的地方。比如，五十年代有一首歌叫《让我们荡起双桨》，当年唱这首歌的挺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后来在牟其中那里管人事，然后被派到了俄罗斯。当时另外一个帮牟其中做过资金的人，因为出了点事，也在俄罗斯折腾。此前其实是牟其中让他跑的，但老牟让他做成一个自己逃跑的假相，然后报案让公安抓他。过了不久，那个女人回来了，推门进来，“啪”地一声把门反关上，质问道：“牟总，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都说谁谁强奸我，没这事啊，可大家都这么说，让我怎么做人呢！”老牟说：“是没这事，但不这么说怎么把他弄臭呢？给你发奖金，回去休息吧。”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够猛。正常人是不能理解这个事情的，所以这期间我常会思考道德和生意的关系问题。
做生意会挑战人的道德和心理上的许多东西。当时我们内部也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很多事情若完全按照正常道德标准则不应该是那个样子的。我们六个人中有四个人在牟其中那儿待过：我先去；王功权从监狱里出来后，我把他推荐给了牟其中；后来另外两个也去了。我们离开南德，很大程度上也是道德冲突的结果，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好人，不能一点底线都没有。所以我们后来自己做生意后，一开始讨论最多的就是牟其中的例子。刚开始不会做生意，一讨论就拿老牟说事，因为大家知道的唯一的例子就是他。这个对我们很有影响。不过，那时我们说得最多的是不要学老牟，潜意识里是拿他当反面的案例来看待的。
初识王石、柳传志
我们喘过气后，1993年就开始全国范围内找先进。这个跟我过去的历史有关，我从中学开始就醉心学先进，立志寻找志士仁人。我在初中和高一的时候走过很多地方，还给全国最牛的人写过信：到南京找钟志明，那是文革风云人物；给黄帅写信，黄帅不理我；之后又和朋友到上海，因为上海建立了工人理论队伍，我们想和他们讨论，结果他们说我们是小孩，不理我们。我一直有个信念，就是要结交天下豪杰，所以1993年我带着几个合伙人去见全国的牛人。第一个见的人是黄向农，现在已经消失了。他是当时海南东方集团最牛的人，做得很大。后来总结出来，我当时去找这些人时，他们接待我们的方式，决定了他们后来的命运。黄让我们等了一个小时，说好的时间不遵守，把我们晾在那儿。见了以后谈得最多的是“锄大地”，他在公司推行“大地文化”，就是互相倾轧，他人即地狱。结果他被他底下的人用这套办法做死。在海南半年时间，我们拜访了四五个特牛的人，他们大多居高临下地教导我们。的确，我们当时都只有二十五六岁，经营的又是一个特小、特皮包的公司，别人不居高临下、不产生教导我们的冲动也不正常。后来我们到了深圳，找到王石。见面很简单，就在他办公室，谈了一下午也没吃饭，谈的都是极认真、极累人的话题——合伙人、社会责任，这是我们擅长的也最愿意谈的。他很严肃地说，你们这些人都是从理想出发，但面对的却是利益的问题。他说肯定会有分家的那一天。我们听了还很不开心，说我们不会分家。他以他的经验跟我们讲一个专业化问题和合伙人问题，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觉得这个人挺好。接着到北京，先约中关村当时最有名的公司的总经理，约不上，因为我们没名气。我们说我们是海南做生意的，来取经，最后好说歹说才被接见了。在一个大会议厅，大桌子，他坐得离我老远。我们出来时，感觉不好。然后约了柳传志，老柳特别认真，他说：第一我得弄懂你们，为什么你们像孙悟空一样“哗”地抓那么多钱,“叭”盖一栋房；第二，搞一次认真的交流，不止我们俩聊。后来他把他所有的团队都叫来我们公司所在的保利大厦开会，开了一下午。再往后，差不多每半年我们俩就聊一次，我们跟联想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柳传志、王石成为我生意上最重要的榜样，什么事想不明白就找他们聊。回想起来，有的不把我们当回事，有的也不谈正经事，老柳、王石是1993年我们那一轮学先进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所以后来决定锁定这两家，不断地交往。
有一次在香港，我到老柳在香港的家，受到非常大的触动。当时以他的身家地位，不应该住在山下一个两室的小房子里。他还是跟我谈管理、谈企业，从来不谈庸俗的事，我很感动。我们在最初赚钱以后，最先买房子是给了员工，然后给了其他合伙人，我和王功权当时是一二把手，却一直合租一套房子。合租后我得半夜12点以后回去睡觉，因为海南极热，他太太孩子在，夏天穿脱衣服也不方便，所以我得等他们睡了以后再回去。那时也没手机，不知道情况如何，反正估计差不多可以了才回去。看到老柳这样的情形，觉得心气非常相通。
我们公司在个人利益上最初有很多土政策。第一，不许有第二利益来源，所有的钱都是明的，不许在外面再挣钱；第二，不许转移资产；第三，不能改变身份。土政策保证合伙人不在经济利益上扯皮。发钱是水浒模式，坐有序利无别，兄弟伙要排座次，但吃的一样。每年我们分钱大家都知道是多少。分家之前，我们所有人的经济收入都是透明的，所以分家非常容易。我一直以为当时我们超出了简单的金钱合作关系，是价值观的高度凝聚。
又过了三年，我去见王石，他那张桌子还在那儿，办公室一点没变，给我印象非常深。我在海南看到的所有老板的办公桌三两天就没了，我们刚开始赚钱后，也买了一个差不多3万的办公桌，后来很快撤掉了。王石老说专业化，我当时有点想不太明白，于是我只听了一半。北京万通专业化，万通集团多元化，保证公司有一项是十几年都在做的项目，结果其他多元化的都灭了，只有房地产活着。第二，他讲正派，规规矩矩做事情，不要太多花样，然后就是坚持。后来我们把杂事都处理了，坚持做一件事情。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非常复杂，最多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有四十个债权人，年关过得很难受。后来终于将这些问题处理干净了，我这些年赚的钱都用在这方面了。在别人的钱没有还完之前，我自己决不奢侈。有一次一个市长朋友来我家看书，突然发现我睡地铺上。我当时对自己有一个特别的暗示，就是这些事情弄不好我永远睡地铺。因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1989年以后，有一段时间没什么收入，倾尽所有买了一个京兰牌床垫搁地板上，结果睡习惯了。后来条件好了一些，但我仍然睡地铺。那市长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还欠很多人的钱，如果现在不把那些事弄完我就买豪宅买好车，人家会杀了我，另外也没心思花钱。这样一步一步赢得了非常多的债权人的支持，到现在的关系都很好，后来有机会还支持我。回想起来，柳传志、王石其实在精神上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帮助。
十几年来，我跟柳传志、史玉柱、段永平等每年都选个假期一起出行，大家交流感受。张跃做得非常好，于是又成了我的偶像。第一次我是和王石去的远大，后来又派人去学习。我们学先进很勤奋，最近还有一批人刚从海航学习回来。去万科就更多了，一遇到什么想不通的事就去万科。生意场上交什么样的朋友对你的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在西安上中学的时候，我是一班班长，有两个同学，一个二班、一个八班班长，我们三个特别要好，天天切磋学问，研读马列、历史、哲学书籍，下了特别大的功夫，相当于三人兴趣学习小组。后来上了大学，也遇到好伙伴。人一生要在每一个阶段找到最好的朋友。所谓最好，是这个时代大家都认为是最好的、按照这个时代正面的价值观考量是最优秀的人。和他们在一起，想方设法去学习，这是回报最高的一件事：第一，你的费用很低，对方甚至还时常请你吃饭；第二，你的态度很好，人家会说你虚心好学，在中国虚心总是件好事情；第三，因为你是去向老师讨教的，而老师一般不会对学生保留什么；第四，你学会赚钱了也不用给他分红，绝对的一本万利。所以学先进要不遗余力。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1-21 13:55:28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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