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郎咸平10月1日在墨尔本的演讲(全文)

SuperCFO

（SuperCFO个人观点：郎是财务学教授，目前很活跃。。。尽管社会上有不同的声音，对其本人和学术观点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作为一名高级财务人员，并不防碍我们关注我们的同行。。。关注郎的财务思想和学术活动。。。）

2005年10月1日星期六

The Arthur Streeton Audirorium　　

Level 1,Sofitel Melbourne

开始时间：2:10pm

主持人：好，我们今天非常有幸，把屏幕上的郎咸平教授请到台上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郎咸平教授到台上来。郎咸平教授的讲演非常精彩。他的讲座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四十五分钟。四十五分钟后，我们会有一个休息。如果大家要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写条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可以根据时间的情况安排回答。有请朗教授。

郎咸平：非常感谢主办单位，让我有一个机会能到澳洲来做演讲。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来这个地方来做演讲。我看到各位，心里特别有感触。因为在一九九四年之前，我­像各位的心情一样，期盼着祖国的强大。甚至呢，我当时有点儿奥悔。我在美国，混得还可以。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在学术界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地位­。最遗憾的一点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我竟然没有办法亲自参与。一九九四年之后，抛妻弃子，放弃一切，包括美国的国籍，毅然绝然地回到了香港，2000年之后，正式踏入国内。我的一生，做的错误不断，但是这件事情儿，可能还算是比较正确的。（笑）

那么这么多年下来，你们也可以看到，那是我在上海的电视节目，叫财经郎咸平。这个节目做出来之后，成为上海收视率最高的节目，甚至超过了你们喜欢看的小燕子。（­笑）英国伦敦《金融时报》登了一篇专访，谈到这个。它说，上海妇女的三大爱，（笑）第一是路易威登的包包，第二是卡提亚的手表，第三是郎咸平。（笑、鼓掌）我在­上海还算是比较知名的，所以我出去的时候会带把梳子。（笑）因为知道观众会和我照相。有一天，有几个十六七岁的妙龄少女冲过来，看到我，拉着我的小手，很激动。­看到年轻漂亮的少女激动，我会更激动。（笑）她们问，能不能给我签一个字呀。我说没有问题呀，给你签一个字。能不能给我电话号码？我说，可以了，给你电话号码。­我跟你讲，我祖母最喜欢你。（笑）

那么今天，在各位华侨的面前，我当初呀，我在纽约的时候，我听见别人叫我华侨的时候，我的心都是很酸的，也是很难过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割不断的黄河情结。每­个人，不管在国外多有成就，尤其是第一代移民，你都不得不想起中国。那么今天，当然，我不是party的发言人，没有必要说为了party来这边做任何的宣传。但是各位可以理解­，我今天来的目的，我是带来了一个心，用心来给各位做演讲，谈一谈你们所关切的话题应该怎么样来理解。

那么你们从媒体中可以看到，中国go-vern-ment，这一两年来，在金融政策方面遭遇到莫大的困难。不但是金融政策，海外的并购，包括海尔并购美泰，以及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会­因为政治的事件而遭到封杀。那么类似的问题，我在我的节目里，我早就讲过了。中海油收购尤尼科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已经违反了美国的国策。甚至我们今天谈的主题­，金融的问题，情况之复杂是各位不能想像的。那么在国内呢，在这方面，我的发言更激烈。到海外来呢，跟各位华侨发言，我收敛一点。但是呢，go-vern-ment对类似的言论确实­可以做到采纳雅言吧。金融政策方面呢，go-vern-ment也希望集思广益，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好，是吧。

各位想想看阿，你们回忆一个历史，在80 年代末期的时候，当时我还在纽约大学当教授，日本人简直牛的不得了当时。那点小小的成就就觉得自己已经是可以带领世界的时髦了。竟敢进军美国，收购洛克菲勒中心­。节目里刚刚讲了一句话。当时纽约时报等等美国媒体呢，又是第二次珍珠港事件，痛骂日本人。可是各位要知道，在这个时候阿，一个象征美国精神的洛克菲勒中心，并­没有受到美国go-vern-ment的横加干涉，各位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各位，金融政策阿，包括美国在WTO要求进入中国金融领域呢，那么这个本身阿，就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策。那么在洛克菲勒中心被收购之后，紧接着就是德法日美英等国所搞的广场协议，压迫日币升值。在90年代，日币升值到1美元兑120日币，完全摧毁了日本经济，这个时候，那家购买洛克菲勒中心的日本公司呢，由于经营不善，不得不用半价再卖回给老美，等把这个钱转成日币的时候呢，再损一半。我­跟你讲阿，你根本就不是对手。

这次阿，我再告诉各位，我对我们人行所推出的更加浮动的政策呢我是举双手双脚的反对。（笑）那么，我们目前浮动的空间是5％，上下5％。我说我正是的告诉全国老百姓，上下5％是特别有意义的，为什么，中国的制造业的利润率平均只有5％，所以只要升值5%，跟我们出口有关的厂商们利润全部被吃光，贬值5％呢，跟进口有关的公司呢全部被吃光。所有老美阿，只要能够在金融政策方面呢左摇右摆东晃西晃呢，中国制造业呢可以说利润完全看不到。各位再想想看阿，你为什么­要压迫人民币升值，你为什么希望中国货币更加浮动，如果大家认为货币只是国家的一种国家的所谓的法定代表的话呢，你就错了。如果你认为汇率只是货币之间的价格，­代表国家主权的话，你就错了。那是理论。什么叫汇率，各国go-vern-ment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叫汇率。（鼓掌）

那么这个事件呢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温总理当时由于国外压力太大，正准备考虑调整外汇汇率的时候呢，事实上这个观点就被提出来过。而且汇率这个问题阿，牵扯极其复­杂，到去年年底，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我们中央go-vern-ment提高了利率，那么今年来又提高了汇率，这一连串政策在我看来的话呢我认为是一连串的错误。为什么会这么说，利­率在中国是不能调的。为什么不能调，你们如果在看海外媒体报道的话呢，大家可能会说，中国经济是否有通货膨胀，又有专家学者或者媒体说中国经济是有通货紧缩，为­什么会有二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出现在同一篇报道上呢，因为今天的中国阿，它是全世界非常奇特的一种二元化的经济，中国是既有通货膨胀，又有通货紧缩的情形，所以金­融政策阿，基本上都会失效的。怎么说？那么去年调整利率的时候呢，国内一般学者大部分都赞成的，真正提出反对的呢，除了我以外，还有社科院的院长李杨先生，我们提出反对。反对的原因，我讲我的观点阿，因为中国是二元体系的经济，什么叫二元体系，我们银行的信贷，60％多，60～70％，属于地方go-vern-ment。其他呢是给非银行机构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呢是以国营企业为代表。那些地方go-vern-ment以及国营企业阿，他们借钱，利率是不敏感的，利率上升了，他照­借，我跟你讲，他不会停的。比如说我们天津市，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天津市为了地方建设，新市长一上台，地方建设5年之内搞了7000亿，那么类似的政绩工程在各囟加谐鱿帧Ｋ??003年年底，温总理搞宏观调控的时候，当时是用什么政策，用行政调控的手段，为什么，就是针对这种地方go-vern-ment低水平重复浪费的现象呢，提出行政干预。

那么像类似的行为，尤其是地方go-vern-ment，他是为了政绩工程，为了自己的政绩阿，为了自己升官嘛，而作的政策，利率再高，他照借，不会停的。国营企业呢也差不多，他不­会停的。所以当利率在去年底调升0.27％的时候，你发现，这种低水平重复浪费的部门阿，他照借，他继续膨胀。可是我国民营企业的金融来源阿，不是靠银行，靠什么，大家从台湾过来的，从亚洲过来的都要­了解，靠地下金融，简称黑市。那么这个地下金融阿，他这个利率阿，非常敏感的，而且他是非常市场化的。按照我们当时的调研呢，银行调整0.27个百分点呢，在浙江地区平均上升1％，4倍之多，为什么，因为他把未来的预期全部给你搞进去了。所以各位请看，你调0.27这么小的幅度，膨胀的部门呢，go-vern-ment以及国营企业，照借照膨胀，那么民间利率呢大幅上升4倍之多，严重打击了民营企业，所以民营经济本来已经够萧条了现在继续萧条。所以这个金融变数阿，你只要一调整，你就会让二元结构呢变得更加二元化，甚至呢变得差­异更大，更阻碍我们经济的发展。所以在国内的金融政策方面呢，我是坚决反对中央go-vern-ment作出任何过期的行动。而当时还提出一点，你只要调整利率，你的汇率势必要调整，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1＋1＝2的理论，你造成息差之后，热钱流入是你避免不了的。

那么，我多么希望我是错的。就在这几天，就在这几个月，人行行长不断的对外发表声明，说汇率我们不考虑调整，到了7月21号，突然调整。调整之后，我在我的电视节目里也好，或者公开发言也好，我都公开抨击人行，我说你既然能够说不调整而调整，各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吗，代表go-vern-ment信用­的被破坏。你要打击国际炒家你不是这么打击的，不能拿go-vern-ment信用作背书，所以我要求人行负起行政责任。那么类似破坏go-vern-ment信用的金融政策呢是我感到深恶痛绝的，我在­任何公开场合呢，我是大力抨击。那么今天升值以后，人行又说一句话，我们保证不再升值。我请问你，你还有信用吗。（笑）你一旦保证不升值，你给老百姓的印象就是­一定会升值。（笑）

那么各位请看，2002年之前，我国的外汇流入是负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外汇是净流出，2003年之后净流入。我们把2003年整年的外汇作个分析，扣除掉贸易盈余，顺差的那块去掉，直接投资去掉，还剩下多少钱呢，369亿美元。这369亿美元怎么进来的，不知道。那么我们人行呢，经过呼吁之后，到各地去查，去查账，还是不知道怎么进来的。从2004年1月到2005年年中，我们做过统计，3067亿美金外汇，其中1500多亿我们知道是贸易盈余贸易顺差同时再加上所谓的直接投资，还有1400多亿，48％是哪里来的，不知道。那么这么大一部分阿，让我感到万分紧张。各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外汇这个东西啊，你只要破一个?来的。

那么你想想看，今天大家炒人民币，目的是看他升值嘛，如果央行展现出来的态度呢是以破坏go-vern-ment信用为背书条件，一再的告诉老百姓我不升值，到时候又升值。那么现在­再讲的目的呢，很明显，鼓励国际炒家，大量进入中国。所以，现在1400多个亿哎，各位同志们，你们想想看，这对我们人民币造成什么样的压力。一旦失控阿，将来就重蹈日本洛克菲勒的覆辙。到最后呢，15年之后，我再给各位演讲，讲起洛克菲勒中心，你们哄堂大笑，讲起周小川的水平，一样哄堂大笑（笑、鼓掌）。

那么我当初提出个方案，但很不幸的，人行不接受我这个建议。也很遗憾的告诉各位，我在国内的影响力，我是金融学博士阿，我在国内的影响力竟然不是金融，反而是在国资流失国资改革方面我还稍微有点影响力。这个人生阿真的很难说的。（笑）万事都由天阿，半点不饶人。（笑）只­有天算，天掐指一算。（笑）

那么我们再讲这个汇率，当初我提这个建议，什么建议呢，你何妨贬值2%呢。你的目的呢，你是要防止热钱流入，你防不住的。那么各位知道国际炒家的钱是非常贵的，成本非常高的。如果我们能贬值3％、2％，撑他三个月的时间，他资金成本撑不住，他自动会出去的，怎么进来你不知道，怎么出去你一样不知道。（笑）还要可能从潜水艇运走也有可能。（笑）然后你再升值­5％不行吗，然后再贬值3％，再升值2％，再贬值1％，再升值6％，再贬值。（笑）你不这样做不可以打破预期，预期不是靠go-vern-ment说我不升值就不升值的，你如果说了不升值你就不能升值，就这么简单。

我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阿，你们知不知道我在国内最反对什么，我最反对他们什么民主自由议会宪法以及民营经济。（笑）我比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还要更左倾，你们要说我­左倾嘛还差不多错了，你以为民主自由议会宪法以及民营经济可以救得了中国吗?你大错特错了。我们150年来阿，从孙中山开始就没搞清楚状况。（笑）我为什么这么说，亚洲哪一个国家是成功的，你告诉我，一个伟大的殖民地，美国的殖民地，亚洲1960年代的超级强权，叫什么，叫菲律宾，他承袭了美国所有的制度，包括我刚才讲的民主自由议会宪法民选总统、民营经济，到最后，你发现，民营企业和go-vern-ment合谋席卷全国­财富，到最后呢，菲律宾女人不得不到香港，去做保姆。（笑）那么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哪个国家不是如此呢，你只要盲目的引进西方的制度，所带给你们的­就是国家的没落，你晓不晓得。因为一个最基本的精神你没有引入，那就是法制化建设的信托责任你没有引入。

我不晓得各位去年有没有很关切我们国企改革，这25年来，我们中央go-vern-ment大力推动私有化，把我们国营企业逐步的转成私有化，通过很多种方法，包括MBO。什么叫 MBO呢，那叫经理层收购。其中有一个最荒谬的理论，叫做冰棍理论，由于国家民族的问题、体制的问题，使国营企业做不好，做不好呢，它会像冰棍一样慢慢融化，与其让它­完全融化光呢，不如在它没有融化光之前送给国营企业老总。由此推行25年的产权改革。国企老总通过很多种方法，包括自己收购，我的朋友收购等等方式把国营企业搞到手上。这就是我们的产权改革。去年我发表一篇文章开始，是在复旦大学­做的演讲，叫做"民营企业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当然话很激烈，马上那个家伙就到香港告我，然后开始了将近一年的斗争，到最后，这是go-vern-ment的英明，停止了 MBO，不许国企老总随意拿国营企业。

在今天这个场合呢，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话题，我也希望跟各位做个沟通。今天中国的企业家，我每去任何一个地方演讲，我告诉地方go-vern-ment、企业界下面一句话，中国企业家­包括高管人员不需要激励机制，这是美国或者澳洲的激励机制，我们不需要的。中国人缺什么，中国人缺信托责任。什么叫产权改革，这么多年来，那就是我所谓的保姆理­论。我们家今天很脏阿，请一个人来清洁我们家，这就是保姆，清理干净以后呢，家就变成他的了。这就是我们产权改革。（笑）国企老总本身阿，就是保姆。很多人不高­兴阿，说我们不是保姆，我们是管家。我们不管，反正就是被他拿了就是了。你做好是应该的，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想的。由于体制问题，所以我们做不好，做好了就变成他­的了。这是个表面现象，各位晓得吗，以后大家要对我们中国大陆进行更深层次的了解。你们以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我所在乎的仅仅是国有资产吗，你这样想你就错­了。我所在乎的不但是国有资产，甚至是什么，民有资产我更在乎。你想想看，这一群会践踏国有资产的职业经理人－国企老总，将来一定会践踏民有资产。你不相信我的­话，你问问国内民营企业家，你敢不敢把100％的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你不敢的，为什么，明天他就把你客户带跑了，他就这样一个民族。甚至我们没有信托责任到什么地步，你到国内餐厅吃饭，墨尔本可能不会­阿，你问那服务生有什么好吃的？他一定会跟你说，先生，蒸条鱼吧。为什么，你知道吗？不是最贵的，就是卖不出去的，没有第三种可能。（笑）连服务生都没有信托责­任。所以我们今天产权改革背后的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未来最大的危机，那就是我们国家信托责任的沦丧。

我在这里很沉痛的告诉各位，这件事情阿，中央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差到什么地步，我举4个美国的企业家。美国小布什总统在一个月前提出，考虑停止征收遗产税，这种事情在很多企业家认为那是非常好的，对吗，大家肯定很高兴。你们知不知道是哪二个人登­广告反对，一个是微软的比尔盖茨，一个是巴菲特。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我不能允许我的第二代不劳而获！"想想看，活雷锋啊。（笑）"因为我的第二代如果不劳而­获，会使他同时代的年轻人处于不公平的竞争情况，这种现象会影响美利坚合众国未来长久的国力"，何等的伟大啊。人家想的国家民族老百姓，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的­企业家国企老总，想的是自己。这是美国的创业企业家。

你看看美国的职业经理人，但我不是讲各位了，我在国内是这么讲的，几千个国企老总就在下面，就讲国企改革，我就问他们，你们坐在下面都听好，除了不准喝水以外，­还可以听好，（笑）你们自己认为哪一个人比通用电气韦尔奇伟大请举手，我告诉你，不必看，没有一个敢举手的，为什么，你差多了。（笑）韦尔奇从1981年接任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当时他的市值是300亿美金，到了2001年，他下台的时候呢，变成了5000亿美金，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吗，那是中国GNP的三分之一哎，富可敌国，一个公司。请问国企老总，他走的时候带走什么，带走他的薪水以及退休金1亿美金而已哎，你们呢，像TCL的改革，李东生一个小改革，拿­走12亿人民币，你凭什么，你公司是通用电气多少，万分之一，你凭什么拿那么多钱。甚至有人跟我说，比如说海尔吧，很多媒体跟专家学者问我，你看，1985年，海尔冰箱总厂，是个破产的企业，要不是伟大的企业家，把他搞成今天世界的品牌，哪有今天的海尔啊，难到他不应该拿吗？我告诉你，他就不可以拿。为什么不可以­拿呢，我拿美国克莱斯勒做比较，克莱斯勒也正巧，就在那个时代，破了产，当时他们聘请了一个重组大王，你们都知道的，爱登卡，来做重组，他拿多少钱，1块美金1年，他不好意思，你公司这么糟糕，你还敢拿吗？等他把公司重组好了以后，重新上市。我想请问全中国老百姓，克莱斯勒是谁的？通用电气是谁的？你发现阿，都是中小­股民的，而不是这些职业经理人，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才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神，是什么，是对国家民族以及老百姓的信托责任。你做好是应该的，我们今天国家民族，有­没有想到这句话，没有，想到都是自己，做不好都是谁的错，国家民族的错，什么体制问题，那不是国家民族的错吗，的错，做好了，是他自己有能力。莫名其妙。­（笑、鼓掌）

就是说，我们这个土壤出了问题，才孕育出这一大批不检点的职业经理人。这个问题有多严重，我回答刚才那位观众提的问题，你晓不晓得，全世界500大，哪一个不是职业经理人做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企业家阿，创业企业家是非常艰苦的，他没有可信任之人，没有可用之人，所以他所担忧的事情和美国人所担忧的是不一­样的。上次那个韦而奇来中国做演讲，讲的是不太好，他老了嘛，胡说八道一通。（笑）我们企业家问的问题，他都听不懂，不知道在问什么，为什么听不懂呢，因为你担­忧的问题跟他担忧的问题不一样的，我们担忧的是，我们如何防止被骗，（笑）我的总经理怎么坑我，（笑）我要用什么激励机制保证他不会坑我，（笑）保证他好好工作­，我们担的是这种心，低水平的事情，人家韦而奇担心的是什么，整个宏观战略格局，没有可比较之处。为什么，各位知道吗，这种土壤所出来的企业家，一定怎么样？我­在2003年提出说，中国企业是做不大的，很多人骂我，现在没人敢骂我，我就问一句话，你们想做大吗，你现在的企业有多大，我有几个亿，几个亿是吧，我想请问你，­你5点钟的时候敢不敢关手机啊?哎，不敢。几点关啊?24小时都不敢关。（笑）为什么啊，事情太多了。我说这个小摊子，你5点钟都不敢关手机，忙成这样，你还能做多大，你告诉我。为什么做不大，各位晓得吗，你没有帮手啊，中国没有可信赖的职业经理人，因为我们的土壤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土壤。

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一再强调，从讲菲律宾的案例，讲到现在，我并不是民营企业家的敌人阿。所以媒体封我是民企杀手，因为某些企业倒闭的缘故，跟我有关的企­业倒闭的缘故。（笑）但是也有很多人叫我民企教父，我情愿担当民企教父的美誉。我事实上，非常关心民营企业的发展。我现在一再呼吁，我们中央go-vern-ment，未来该怎么做­，我相信在做的各位也都十分关切，你们心中跟我一样都希望我们国家更进一步强大。所以从菲律宾的故事讲到国企老总，你知道我们欠缺什么，我们欠缺大一统的更加中­央集权的go-vern-ment，一个更有执行能力的go-vern-ment，推行法制化的建设，而法制化的建设必须先规范go-vern-ment的行为，再规范每一个个体的行为。我为什么这么说，海外华侨感触是最深­的，你们对中国的关切远远大于国内民众对中国的关切。我今天不需要问你们，你爱不爱中国，我可以帮你回答，你们每一个人都爱中国，不然你不会来听我讲中国的问题­，我在国内我不这样问的，你们知道我怎么问吗，我说你们这些人到底爱不爱中国？（笑、鼓掌）

你认为应该怎么样让中国强大，那么最近国内出了一本书，写的不错，写我的，（笑）这本书叫《郎风暴》，写这本书以后呢，我下面要讲的思维在里面都有，当然了我们­go-vern-ment对这本书也非常重视。我这么说，中国要强大，首先要渐进进取。我们的总书记，我们的常委，在这方面是非常爱学习的，他们常常找专家学者给他们讲课，各位可能­都不知道这事，请专家讲课谈谈历史谈谈什么，非常注重学习。我提出一个思维，我们国家要富强，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party应该怎么做。这本书里面讲的非常详细，我花­几分钟的时间和各位做个沟通。

你们认为一个国家要怎么强大？民主自由议会宪法吗？我跟你讲，你只要采行这种政策，那就是上百年的混乱，那不就是今天的中国吗，我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不就追求这个吗？你们有没有看过《走向共和》，那个连续剧看过没有，回去再看一下，（笑??竟然在革命成­功后要求老百姓投票选出总统来，可笑阿，你完全没搞清楚。民主自由议会宪法是什么，是强国之后的结果，不是原因。你今天看到英美德法这些国家，都是民主自由议会­宪法是吧，你搞错了，那是强盛之后才有的。德国什么时候开始有议会宪法的，难道是二战以前吗，错了，二战之后，二战之前，魏玛宪法，但是被废除了。

那么各位再看一下，我用一个伟大的人讲的一句话，给各位一个启发，拿破仑他说，"为何错落三岛，小小的英国，能够成为席卷全球的日不落国"。他表示不理解，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到最后，他认为，是英国人的纪律。美国人呢，继承了英国人的纪律。你们以为美国人很散漫的，你错了。我跟你讲阿，我一去美国的时候，我也以为美国­人是很散漫的，因为我自己是很散漫的一个人。美国一年调二次时间，到调时间的前一天晚上呢，报纸上登个小方块，说明天调时间了，美国第二天阿全国没一个人迟到的­，除了我差不多迟到一个小时以外，别人都不迟到的。（笑）那是美国人的纪律。而且从东到西时差三个小时，美国人都调时间，何等伟大的纪律，澳洲可能会有，我都不­清楚，他不会不听的，这是什么，普通法系的纪律，英美法系，不得了的。这才是强国的关键。中国呢，调时间，全国大乱，我跟你讲。（笑）还有你们去看地球仪，时间­是根据经度刻画的，我们时间怎么区分，你晓不晓得，从苏联开始往下走，走到中国，绕开，到越南再往下走，（笑）中国是一个时区，应该是有三个时区，中国到现在还­天下大乱，因为没有纪律。

各位请看，英国跟美国的强盛靠什么，靠纪律。所以法国皇帝拿破仑，大家不要简单的以为他是个军事家，他还是个伟大的皇帝，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法学家，他发现法­国人特没纪律，跟中国人一样，他创造了什么，大陆法系法典。法国人不是没有纪律吗，我就让法律让你不敢没有纪律，我用严刑峻法让你不敢没有纪律，叫你左转你不敢­右转，叫你直走你不敢听下来。大陆法系法典的目的何在，用法制化的力量形成法国人的纪律。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法制化的纪律。我们的法家都是人治的法家，不是法­治的法家。我再请问各位，第二部大陆法系的法典谁写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形成了伟大强大的德国，二次世界大战败仗，到了今天，欧洲大陆的超级强权，竟然还想­进安理会，（笑）能不能进不知道，但至少还有这个资格，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哎。亚洲只要一个国家，是有纪律的，这个国家带给中国数十年痛苦，那就是日本，日本­的纪律谁创建的，是明治天皇。你看这几个国家，英国人的纪律是什么时候建成的，亨利八世。美国呢，1890年的哈里逊总统，一直到1932年的罗斯福总统，那是美国最大go-vern-ment的时代。所以各位再看，拿破仑是搞民主的吗？俾斯麦是搞民主的吗？明治天皇是搞民主的吗？亨利八世呢？罗斯福呢？哈里逊呢？没­有一个搞民主的，都是什么，大go-vern-ment，中央集权的go-vern-ment，做什么，推行法制化建设。当你法制化建设推行下来之后，你才会有法制化的游戏规则，你才不会有go-vern-ment官员的贪­污腐败，你才不会国资流失，不讲信用不讲责任的国企经理人才不会有。每一个人都在法制化的游戏规则下尽情发挥你的创造力，创造你的财富。但是这跟菲律宾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不会靠剥削别人而让自己致富。那么就当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建成之后，中产阶级才能得到保护，中产阶级才能兴起。只有中产阶级兴起之后呢，你才有民主自由­，那就是二战之后的德国法国，那也是二战之后的日本。日本有什么民主自由，笑死人，他根本没有的，现在才有，那都是二战之后。

所以我们这150年来的革命阿，我们的革命源泉都是在海外开始的，从檀香山开始的。但是一个观念的错误，带给国家是上百年的战乱、混乱与屈辱。所以，今天，坦白讲，我们期望中国­go-vern-ment做什么事，我们所期望的是带给我们强大的中国，而这种强大的中国，我们不希望你做到菲律宾，我们希望你做到美国。但是我跟你讲，我在全国讲话呢，我是最反对­民主自由的，因为一种没有法制化所建立起来的民主自由，那是台湾的民主台湾的自由，那是带你走向菲律宾的自由。如果你们不重视我的话呢，你回忆一下，台湾经济发­展最快是什么时候，是蒋介石父子的威权时代发展最快的，民进party之后呢，发展是落后的，台湾的IT产业是出逃到大陆。这些案例证明了什么观点，我们需要这一代的party国领导人，是一个精英go-vern-ment，而这个精英go-vern-ment他努力的目标，是创建出一套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创建出­一个法制化的中国，而这个法制必须先规范go-vern-ment的行为，然后再规范个体的行为。几十年之后，自由民主慢慢会出来，我想到那个时候呢，全国都会认同的，包括party。因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不都是一样的吗，不都是为了一个繁荣的中国而努力吗。如果你不开始这一点呢，你今天就开始民营化的结果，是让你国家更快的进入崩溃。

有一位在国内也是我认为比较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吴敬琏，他的一本书，叫《世纪大拍卖》，讲苏联的私有化。这本书里面呢，他做了个书评，这书评看你敢看­不敢看，因为一个人阿，一个大学者阿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很难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国内很多人（包括我本人）都简单的认为民营经济等等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源动­力，到最后，我才发现，我是错的"。因为一个没有法制化建设的社会呢，一种过分扩张的民营经济呢，所带给你的是一种权贵资本主义。那么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今天所追求的呢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改革开放，我们私有化，带给你的不是。

我给你举个最形象的例子，你听了都会想哭阿。一个民营企业家，到绵阳市，想收购国有资产，这个国企老总，不是长虹阿，（笑）告诉这个民营企业家，"哎，跟你讲啊­，我们这个国有企业的净资产阿，经过我们后面搞鬼的结果阿，已经压的很低了，你们阿，假装出20％的价格都给你，还有5000亩地在后面，我全都送给你们，你呀，给我一点钱"。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干部。还有，我们的改革走到什么地步，四川郎酒­， 20亿的净资产，他们员工给我投诉，party组书记，4 亿要把它卖给一个他的朋友，"的东西不要付钱，等你以后上市以后再把钱给我吧"。痛心疾首。这样一种没有国家民族责任感的人大多数。当然我查询过国资委，­说不是4亿，是5亿，结果是一样的。（笑）那么我们改革开放到什么地步，各位知道吗，举个例子，地方go-vern-ment认为国有企业无效率，把他给民营化了。结果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呢，贱价买断工龄，把工人推向社会，­由谁来负担？由失去国有企业的地方go-vern-ment和你我来负担哎。那么这个家伙，把工厂拆掉，盖个高楼大厦，平地起高楼，卖掉以后，钱归谁，归他个人。这是我最反对的国企­改革，成本由整个社会负担，而利益归一个人。这叫什么改革。

那么现在，我们农村的破败，是你不可想像的。股票市场是小事，我们农村的危机才是让party国领导人最忧心的大事。我们最近出来很多事情，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大学­乱收学费，甚至几个名大学，你要考上这个线，给我8万块，我一定收你，就这个样子的。那么以前20年，在party的支持下，农村子弟可以通过念书考上北大清华，他就脱贫致富，现在阿，农村子弟考上北大他都念不起，学费太贵。学费都怎么收的呢，我们party给你大学钱够不­够，我跟你讲够的，钱少一点就是了，够还是够的，通过很多种方法，包括收学费，收的钱到哪里去了呢，都到个人口袋里去了。

我们医改不是这个样子的吗，我们医疗改革当初是什么样子的呢，医疗改革，什么叫着自负盈亏，自负盈亏，你生了病的病人来看病，有没有钱啊，没有钱，明天再来。澳­洲医院不可能的，急诊下班后他一定要给你看病的，他是人性化的社会，这里我没看过病，我不知道啦，应该这个样子的，中国不是的。被车撞了，快死了，有没有钱呐，­（笑）没钱，我跟你讲阿，我不跟你看病，就算你死了，叫你拿钱过来，2万块押金，没钱不看病。你这个社会同情心在哪里？你这个医生的责任感在哪里？医院的信托责任在什么地方？这叫什么，叫做莫名其妙的资本权贵主义。

你一切向钱看的结果呢，是把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都打散了，你发现整个中国社会是个没有文化的社会，是个人吃人的社会，什么改革都向钱看，什么改革都叫自负盈亏。­你们知不知道，农村现在到什么地步，有25％的高利贷阿，是4分利阿。各位晓不晓得为什么，我们搞个农信社的改革，叫股改自负盈亏，什么下场，那就是农村收的钱他不投在农村的，你想想看，我要自负盈亏阿，养猪贷款，3个月2000块钱贷款而已，那么少，利息多少钱呢，几块钱，那么我要不要去看一下，你是不是去买猪呢，你喝酒喝掉怎么办呢，等我坐车去看你有没有养猪，来回车费就超过几块钱­，交易成本太高，所以到时候怎么样，不借给你了，所以农村收来的资金呢，都投入到城市里面干房地产。那农村没有资金的结果呢，是农村高利贷盛行，而且谁做的高利­贷，根据温铁军教授的研究，发现是村里干部的亲戚。（笑）然后，25％的高利贷，4分利，而且高利贷里面，根据温铁军教授的调研发现，87％用于再消费，13％用于再生产。什么叫再消费，那就是吃饭、看病、交学费，永远还不起的，只有13％用于再生产，养猪种稻，这就是农村现状。所以温铁军说了一句话，今天农村的高利贷情况就是国民go-vern-ment的后期。这个是我们国家目前摆在眼前的危机，可是各位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整个国家目前最缺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信托责任。

我讲这个话题，我讲的是非常难过的。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了阿，最后一句话。你晓得我们欠缺信托责任到什么地步，我们所有改革的问题，跟这个事情相关太大了，所以­今天啊，我在国内不断的呼吁，我们希望中央做什么，更加强大，压制住地方go-vern-ment的行为，推行法制化建设，为什么目的，让全国老百姓都有信托责任，我们这一代是最差­的一代，要逼迫我们这一代，用严刑峻法让我们不敢不有信托责任。

　　到最后，讲一个故事，肯尼迪总统讲了一句让我们所有中国人汗颜的话，他说，"不要问国家给你做了什么，你替国家做了什么"。我们国家的人敢不敢讲这句话，不敢，­他难道不愿意讲吗，他愿意，老百姓这种小事情。你看，比尔盖茨，巴菲特，韦而奇，爱的卡，人家讲的什么，还有美国总统，人家想的都是国家民族以及对全体老百姓的­责任，我们想的是什么，怎么样把国家资产掏到自己口袋里去，想的是自己，我们有没有想到国家，没有。我们国家的强大，按照这种方式走呢，是不会强大的。还好，我­们的party中央目前对这方面认识已经非常充分了。最后我在此，讲最后一句话，我跟在座各位一样，非常急切的想看到中国的成功，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像以前一样，超英赶美­，成为世界上超级强权，但这一切的基础，是必须有一个法制化的go-vern-ment所推动的，而一个精英go-vern-ment就是要推动法制化建设，用严刑峻法让我们这一代社会参与者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大家不要问国家替你做了什么，想一想你替国家做了什么。谢谢各位。（长时间鼓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1 13:38:18编辑过]

SuperCFO

郎咸平：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

　　郎咸平

　　(本文是在我的指导下由纪丽琴、白云峰、蔡宇、冯冰、任建斌、孙梦晖、张轶超所完成)

　　2001年以前的顾雏军留给我们的印象似乎仅仅是曾经提出过一个颇具争议的“顾氏热力循环理论”。时至今日，我们使用任何一种网络搜索引擎都可以发现上百条有关顾雏军的热点新闻：“整合冰箱产业”，“打造冰箱王国”，“进军汽车产业”……与他相关的资金动辄数千万，甚至数亿元，而顾雏军本人对于一切似乎只是信手拈来，“我唯一不缺的就是钱”，“钱不是问题，只要有好的项目我会毫不犹豫买下来”。

　　2001是顾雏军带领格林柯尔一举成名的年份。在这一年，顾雏军控股的顺德格林柯尔公司收购了时为中国冰箱产业四巨头之一的广东科龙电器(资讯 行情 论坛)，随后，在《福布斯》杂志2001年中国富豪榜上，顾雏军赫然位居第20名。此后，顾氏风风火火掀起一轮又一轮收购风暴，美菱、亚星、襄轴相继成为其囊中之物，伴随其收购风暴而来的是媒体对于顾氏及其背后的格林柯尔的“置疑”风暴：顾雏军用于收购的大笔资金从何而来？他究竟是做产业整合还是资本运作？科龙电器赢利真相如何？顾雏军进军汽车产业的动机？置身于两个风暴的中心，顾雏军变得日趋神秘。

　　为什么总是顾雏军？谁会是他的目标？顾雏军究竟动用多少资金进行收购？他如何掌控这一系列的收购活动？为解答这些问题，我们查阅大量公开披露的资料并进行了研究分析，以期发现外部表象的内部关联，总结其收购活动中一些规律性的手段。

　　顾雏军通过其个人全资公司Greencool Capital Limited(注册于英属处女群岛，非上市公司)控制麾下格林柯尔系三大产业：制冷剂，冰箱和客车。制冷剂产业包括位于天津的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和在香港上市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冰箱产业包括顺德格林柯尔公司(非上市公司)控股下的广东科龙电器股份(资讯 行情 论坛)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和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客车产业包括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控股的扬州亚星客车(资讯 行情 论坛)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和襄阳汽车轴承股份公司(上市公司)。

　　顾雏军在短短数年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兼并整合终于形成了柯林克尔系的雏形，但是各方媒体一直质疑顾雏军最多的问题就是他用于收购的巨额资金的来源，对此，顾雏军的经典回答是：我的钱有国际背景；我唯一不缺的就是钱；钱不是问题，只要有好的项目，我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我用的我个人的钱，是格林柯尔集团内部的钱。对于顾雏军究竟斥资几何打造他的格林柯尔王国媒体也是一直给予关注，传闻的版本颇多。如果对顾雏军历次的资本运营的活动进行时间和主体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由此量化他的可能的实际支出。

　　“钱不是问题”——给我几个亿，我可以撬动整个行业

　　顾雏军到底花了多少钱？从格林柯尔年表中加总可以查证的顾氏直接参与的投资和收购活动，包括收购科龙、投资南昌工业园、收购美菱、投资安徽格林柯尔、收购亚星、收购襄轴，顾雏军花掉了41个亿人民币。

　　顾雏军真的花了40个亿的真金白银吗？仔细研究上述投资活动可以发现，占其中绝对比重的是对南昌工业园的投资活动共计3.6亿美金，对于这样的投资活动我们有理由认为其支付活动不是一次性的，而且目前这项投资也仅仅是签订了意向而已。那么，40亿除去合人民币30多亿的3.6亿美金，我们发现，顾雏军用于他的“收购风暴”的资金其实只有9亿多元人民币，而这9亿元换回来的是一些响当当的企业，资产总值共计136亿。阿基米德有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和一个无限长的杠杆，我可以撬动地球”。顾氏就用这区区9亿元撬动了100多亿国有资产。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以较小成本“撬动”整体产业的操作是一种时机、条件、谋略和操作手法上的精心设计的共同结果。机会是怎么出现的，又是怎么被捕捉到的，操作是怎么实现的？

　　“国退民进”—— 顾雏军的东风

　　当年顾雏军在“科龙改制”中途，乘着 “国退民进”的东风，带着自己的神秘资本突然降临正处于危机之中的科龙，将“新民企”的资本与中国家电企业长期痛苦的产权问题结合：科龙易帜，大股东顺德政府套现退出。此后顾驾驶着“资本绞肉机”从冰箱产业开到客车产业，不断复制他入主科龙的经验，一路攻城拔寨。反思其成功之路，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对中国政经大局中“国退民进”机会的把握。

　　一度摇摆的“国退民进”政策一朝开始急风劲吹，这带来两个方向的变化，一个是长期滞后的产权改革可以大规模突破。一个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打着新“洋务运动”旗号，中央和地方大(资讯 行情 论坛)规模重复技术引进、组建家电企业所导致的群雄割据历史可以终结。 “民企参与国企重组”一时成为主流的话语，体制变动突然带来饕餮盛宴。顾雏军利用这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企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一把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

　　根据我们的分析，顾雏军的收购成功源自于其独到的操作手法。顾雏军的整体操作大致可以分为七步，可以形象地描述为“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下面我们就这七个操作手法作详细分析。

　　第一个手法：安营扎寨

　　顾氏通过格林柯尔收购的企业多数是上市公司，但是在每一类产业的上端都是一家顾雏军100%控股的私人公司，各产业间表面上看来毫无交叉关联：制冷剂产业主要是天津的制冷剂厂和他的Greencool Capital Limited来控制；冰箱产业由顺德格林柯尔控制；客车产业由扬州格林柯尔控制。但是考虑今后跨行业的购并和未来整体上市的可能等因素，这样的安排可谓是独具匠心，深谋远虑。一来可以分散风险，各产业间不会相互影响，从而稳定股价，另一方面，各产业间的交易往来不必完全公开，保证公司有活动的空间。如果未来考虑上市，是打包还是独立上市，完全可以随心所欲。由于顺德和扬州格林科尔都是私人公司，因此不必披露其资金来源，这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第二个手法：乘虚而入

　　从2001年至2004年不到3年的时间里，顾雏军收购或控股了科龙、美菱、吉诺尔、齐洛瓦、西泠、亚星客车、襄樊轴承等公司。对这些收购对象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格林柯尔收购的公司存在一些共同特点。

　　首先，大部分目标公司是国有上市公司且收购交易定价较低。实际上，目前除西泠外，包括科龙、美菱等所有与顾氏有关的都是上市公司。对此，顾的一位助手的说法是：“现在不收购以后就没机会了”。这个机会当然是指这些上市公司重组的机会，而且当地政府和国家又准备减持。收购的股份在30%左右的国有上市公司为主，对于需要收购超过50%以上才能达到控制目的的企业，顾雏军兴趣不大。这些公司资产低廉，要价不高。

　　其次，经营困难，但品牌较好的企业。科龙、美菱、亚星、襄轴无不如此。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被收购前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白色家电制造商和中国家电业十强企业之一，拥有优秀的制冷技术团队及一系列专利技术及营销网络。继2000年首次报亏之后，2001中期报表显示，科龙销售收入和利润继续下跌。与2000年同期相比销售收入下跌9.８%，纯利急降85%，每股盈利0.０2元。中报发布当日，该公司在香港股价下跌12%。　

　　美菱电器(资讯 行情 论坛)在业内一直保持稳健发展步伐，自创业元老张巨声退隐后，曾一度公告亏损。2001年，美菱电器巨额亏损达3亿多元，业绩一路下滑。

　　收购亚星客车是顾雏军进入客车行业的第一步棋，顾雏军企图用做家电那种无孔不入的营销方式来做客车。亚星客车是国内最早也是最大的大中型豪华客车制造商，是国内客车底盘技术开发的教父。亚星客车的业绩从1999年开始也一路下滑，直至2003年被收购前每股收益跌至-0.78，息税前利润为-1.4亿。2003年一季，亚星客车合并报表显示，主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同比下降38.69%和43.95%。

　　2004年年初格林柯尔宣布收购ST襄轴(资讯 行情 论坛)，这是格林柯尔继成功重组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后，再次出击汽车产业。襄轴股份前身为襄阳轴承厂，建于1968年，是国家“四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国家四大轴承基地之一，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汽车轴承生产专业厂，拥有国家级的专门从事汽车轴承研究、设计、开发的技术装备和研发力量。但是从1999年开始，襄轴的业绩也一路下滑，从1999年开始每股收益和息税前利润几乎为负值。

　　纵观顾雏军收购对象的挑选，可以发现顾雏军基本上是在“国退民进”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急于出手的经营困难但是生产条件和市场基础较好的企业作为收购的对象。这种时机的选择和收购对象的判断是整个成功购并和整合的基础。

　　第三个手法：反客为主

　　我们纵观顾雏军这几年收购科龙、美菱、亚星、襄轴事件，分析每一个收购过程，我们发现一个规律，这就是，顾雏军总是在股权转让完成之前进驻目标公司，入主董事会，或成为董事长，或委托自己的副手成为目标公司的总裁。

　　2001年11月2日，公告显示：科龙电器现有董事会将有变动。同时，顾雏军提早入主科龙董事会。2002年4月18日，股权转让完成。2003年7月8日，美菱电器董事会提早选举顾雏军为公司董事长。美菱电器股东大会同意李士军等四人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增补顾雏军、林科、成湘洲、霍永新等四人为公司董事，增补陆鑑青、景星、雍凤山等三人为公司监事。2004年3月2日，格林柯尔受让公司股权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2004年4月份，顾雏军担任了董事长。2004年5月10日，亚星客车控股股东与扬州格林柯尔办理股权过户手续。2004年4月10日委派格林科尔副总裁出任襄轴总裁。本次股权转让须上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且证监会在异议期内未提出异议后方可实施。

　　不难看出，以上每次购并在顾雏军入主董事会和股权转让完成的时间顺序上相似之处，这样的安排会使新控股股东更好地了解、管理未来的公司，当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安排实际上为新控股股东在对公司的一些操作中带来一些便利(见其第五步的操作手法)。

　　第四个手法：投桃报李

　　在分析格林柯尔屡次成功收购、整合冰箱产业的过程中发现类似的现象，一面是顾雏军在收购过程中的屡战屡胜，一面是顾雏军入主收购公司之后上市公司在与原来控股的大股东之后的关联交易，这些关联交易的数额动辄数以亿计，交易内容多为对原控股公司欠上市公司的债务的安排，公司的商标、土地使用权等往往作为抵偿债务或者交换上市公司应收帐款的条件。在科龙的收购过程中如此，在美菱过的收购过程中也有类似的现象。

　　由于历史原因，科龙电器的原控股股东欠有上市公司12 .6亿元的债务。在顾雏军出任科龙电器董事长之后的2002年3月15日，科龙集团当时的控股股东表示有能力解决对上市公司的12.6亿的欠款，具体办法是：容声集团、拟将其所持有的科龙电器2.04亿股股份转让给柯林克尔，格林柯尔将此笔转让价款由原来的5.6亿元变更为3.48亿元，并直接交给科龙电器代容声集团偿还所欠相应数额的关联欠款，这样容声集团的关联欠款将减少至9.12亿元，容声集团拟以其拥有的资产进一步偿还关联欠款，“科龙”和“容声”两个商标，是容声集团的资产的重要部分。1999年和2000年之间容声集团为推广长两个商标的花费高达3.28亿元(中国证券报)。

　　2002年11月25日年的公报显示：ST科龙(000921)容声集团拟以其拥有的“科龙、容声、荣升“注册商标的转让价款64400万元，以及土地发展中心拥有的39961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中的人民币21339.71万元用于代容声集团归还容声集团前本公司(上市公司)的欠款，交易完成后容声集团对公司的欠款清偿完成。在以上的基础上，科龙电器同意免去科龙集团的资金占用费5043..66万元。董事会的评价是以上的协议价金及条件属于公平合理，并能全面彻底的处理科龙集团欠本公司(科龙电器)债务余额和资金占用费，符合本公司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就这一连串的处理作出某种假设，倒也符合某种逻辑：首先为通过商标的使用权进行偿债打下了伏笔，然后用高价抵偿原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巨额债务。

　　以上的操作无独有偶，类似的操作在格林柯尔收购美菱电器的过程中又有发生。根据美菱电器的2003年12月3日的公告显示：美菱电器(000521)拟议其42725.09万元的应收款、集团公司对股份公司10110.53万元的债务、洗衣机公司对股份公司30918.49万元的债务收让集团公司拥有的位于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934984.6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洗衣机公司房产和附属设备。根据该公告，公司房产和附属设备主要是洗衣机公司拥有的21393平方米的洗衣机联合厂房。

　　以上关联交易按照某种时间顺序的进行，如果我们作出一点假设，一切便符合逻辑：每次成功收购的背后，总隐含着某些与原来控股大股东之间的默契，那就是柯林克尔通过作出某种承诺获得购买原来控股大股东的法人股的优先权利，甚至获得对格林柯尔较为有利的交易条件，在顾雏军入主上市公司后，通过和原来的控股大股东通过上市公司的债务豁免、或者其他关联交易获得好处。如此礼尚往来，投桃报李，如果真是这样，受到损失的仅是这些中小股东。

　　第五个操作手法：洗个大澡

　　通观格林科尔收购的公司，它们都有很多共性，业绩连年下滑，有的甚至被特别处理或濒临退市，基本上已失去在二级市场上的融资功能。那么，如何使这些休克的“鱼”起死回生，再次造血呢？不二法门就是要赢利。而赢利的根本途径应该是核心竞争力和运营效率的提升。可是这个途径在短期内很难实现。怎么办呢？走偏门。其中有一个偏门就是纸上文章， 玩数字游戏。简单说，赢利=收入-成本-费用-息税。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公式右边任何一项都有文章可做。格林科尔又是如何做的呢？通过研究它的财务报表和股市表现，我们发现它在上市公司的“费用”上做了文章----反客为主后，大幅拉高收购当年费用，形成巨亏，一方面降低收购成本，另一方面为将来报出利好财务报表和进一步的资本运作留出腾挪空间。 只此一招，就可以“洗去”未来年份的大块费用负担，轻装上阵，出来一份干干净净报表，“赢利”就变得容易多了。下面，我们就逐一分析。

　　1)科龙电器

　　2001年10月31日，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龙电器)正式宣告第一大股东易主。格林柯尔并没有零售消费品的运作经验。在技术和品牌营销并重的家电行业竞争环境下，科龙能取得全新发展吗？据顺德市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常高层人士说，格林柯尔凭借全球领先的先进技术、资金实力、跨国经营的市场网络等方面的能力可以与科龙原有的产业优势地位进行纵向整合，使双方受益。

　　尽管此人从宏观角度描述了科龙发展的前景，但如何短期内赢利也是摆在格林科尔面前必须做的事情。于是，纸面文章可能就成为最简单的方法。

　　2001底，针对容声集团对上市公司的8.6亿元的欠款，出于稳健性原则，ST科龙按20%的比例提取了应收账款准备金，高达1.72亿元，让我一次“亏”个够(见图一，2001年收购当期费用大幅拉升)。同时，股市做出负面回应，股市应声下跌。而后来，净利润由2002年10127.70万元增至2003年的20218.02万元，效果明显。

　　图一：科龙电器费用收入比

　　2)美菱电器

　　2003年，美菱电器投入格林柯尔怀抱，而公司发布的2003年年报显示，美菱电器已步入亏损阵营。这是它业绩首次报亏，美菱电器亏损1.95亿(2002年度的盈利为810万元)，主营业务利润急骤下降，管理费用及经营费用迅猛上升。

　　美菱电器的主营业务利润由2002年的27429.89万元降至2003年的23058.89万元，同比下降15.9%，尽管其主营业务收入比2002年增长9.7%，到13.84亿元。

　　经营费用迅猛上升，美菱电器年报显示，2002年末期，公司管理费用是0.49亿元，2003年翻了两番，达到1.56亿元。美菱的经营费用也由2002年的1.86亿上升至2003年的2.23亿元。此举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是把转制前的“瘀血”一次放掉，以便日后轻装上阵(见图二，2003年收购当期费用大幅拉升)。股市随即做出负面反应

　　美菱电器对此的解释是，2003年家电行业的市场竞争仍然十分激烈，销售价格持续走低，原材料价格却节节上涨，中外许多其它家电企业纷纷进入冰箱行业，整个行业增长趋慢，产能严重过剩；公司改制前，因国企体制长期遗留的历史包袱较重。但值得注意的是，与美菱同处于一个行业、一个家族的科龙电器却逆市飘红，净利润由2002年的10127.70万元，增至2003年的20218.02万元。

　　图二：美菱费用收入比

　　3)亚星客车

　　2003年12月15日，亚星客车(600213)发布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已于本月10日与顾雏军旗下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书该合同书写明：扬州格林柯尔以协议收购方式收购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持有的公司11527.25万股国家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67%，收购完成后，扬州格林柯尔成为亚星客车的第一大股东，而亚星集团仅保留7%的股份。

　　客车公司2003业绩不佳，亚星客车亏损1.48亿(2002年的盈利是2229.65万元)，这是它业绩首次报亏。原来业绩还算相对稳定的亚星客车(600213)，2003年度突然爆出有史以来第一次亏损，主营业务急骤下降，而且是每股亏损0.78元的巨亏。

　　因此，柯林格尔在亚星客车上的手法不得不让人怀疑顾雏军在重操故技。亚星客车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79872万元，实现利润总额-14912万元，出现了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亏损。主营业务利润由2002年的9394.38万元骤降至2878.82万元，降幅高达69.4%。

　　年报对此的解释是，公司于年初调整了经营层班子，新经营层班子需要有一个完全进入角色的过程，在尚未全面施展经营方略之际，面对着控股股东转让控股权这一重大事项，经营层存在不稳定因素；近几年来公司一直存在着产品结构不合理，主导产品不突出，生产公路客车产品的长度约束在9米以下等问题。继而自2002年9月生产公路客车产品的长度又进一步被限制在8.2米以下，上半年赢利能力强的大中型公路客车在主营收入中所占比重极小，下半年突破生产公路客车长度限制，陆续推出十余款大中型公路客车，使下半年主营业务有所增长，但较大的产品开发费和促销费等亦难以在短期内消化，公司的成本和产品价格管理也存在一定差距；在客观方面，“非典型肺炎”对客车的营销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但公司在新产品开发、营销体系建设、降低物资采购成本等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继续保持了公司大、中型客车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亚星客车与美菱有着相同的命运。亚星客车管理费用由2002年0.42亿元上升至2003年的1.02亿元，翻了一番。经营费用2002年是3200万元，2003年则增至5260万元(见图三，2003年收购当期费用大幅拉升)。股市随即做出负面反应，但在由此产生的未来赢利预期的带动下，很快反弹。

　　图三：亚星费用收入比

　　4)襄阳轴承

　　公司于2004年4月9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披露了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襄阳汽车轴承集团公司于2004年4月8日与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股份转让合同书》的有关事宜。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本次股权转让涉及国有股权转让，须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同时，由于本次收购人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所以不必履行要约收购义务，但需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履行《股权转让合同》。

　　从目前看来，襄阳轴承是刚刚摘去星的ST公司，同样的问题摆在格林科尔面前---短期要赢利，去掉ST。格林科尔会不会重操故技，再次上演费用把戏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六个操作手法：相貌迎人

　　顾雏军频频出手收购，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但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其经营能力，被收购的企业，在其经营一年后，立即扭亏为盈，交出一份漂亮的财务报表。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顾雏军不仅能整合企业，而且更是一个经营专家。

　　顾雏军对科龙的收购于2002年5月正式完成。2003年4月1日公布的2002年报每股收益是0。2025元，虽然三天后又调整为每股只有0.1021元了,但与前两年的连续亏损相比，这一业绩已经足以让投资者欢呼雀跃了。下面三张图分别反映科龙，美菱，亚星近几年的净利润状况。在顾雏军重组科龙后的2002年，重组美菱后的2004年1季度，重组亚星后的2004年1季度，上述公司都实现了盈利(见图四，五，六)。

　　图四：科龙净利润

　　图五：美菱净利润

　　图六：亚星净利润

　　是顾雏军的经营能力导致乾坤扭转吗？美菱和亚星的收购都是2003年完成，扭亏发生在2004年，由于季报信息的有限，我们重点分析2002年扭亏的科龙。简单比较科龙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的经营状况。由图七显示，从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科龙公司的主营收入分别是56.2亿元、38.7亿元、47.2亿元、48.8元，而同期的主营业务利润分别为17.74亿元、6.19亿元、7.66亿元、10.25亿元, 净利润分别是6.85亿、-4.71亿、-12.3亿和2亿(后调整为1亿)。近3年来科龙主营收入有所起伏，相应利润也有所变化，但是毛利润率基本持平。但为什么公司的净利润变化却如此大呢？真正的差别是各年度计提的各项主要费用，存在巨大的差别，尤其是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从前一节的叙述可以发现，在2001年，科龙的费用急剧攀升，而之后的2002年费用却锐减，奥妙在哪里呢？

　　图七：科龙财务数据

　　仔细阅读科龙2002年的财务报表，可以发现，在2002年，科龙公司坏账准备转回约0.5亿元，存货减值准备转回约2.12亿元，冲回广告费7900万元，维修费拨备相对2001年度减少计提约5000万元；合计约3.9亿。那么如果2001年没有这些坏账准备，存货跌价损失准备和广告费用，维修费用照常提取，科龙2002年还能是扭亏为盈吗？依此进行简单还原，得到新的科龙净利润变化图。可以看出，如果没有2001年的计提，2002年的转回，科龙在2003年并没有盈利(见图八)。

　　图八：科龙净利润还原图一

　　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对科龙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的费用收入比进行比较，科龙在2001年的费用收入比高得异常，而如果以1998年，1999年，2000年的平均费用比24%对科龙2001年，2002年进行同比还原的话，得到的结论是：科龙净利润根本没有好转，如下图。而美菱和亚星的费用变化存在同样的现象。如果依同样的思路，以近三年的平均费用水平24%和8%对美菱和亚星2004年一季度净利润进行还原，并以一季度经营状况预计全年经营状况，可以发现，此三家公司无一盈利(见图九，十，十一)。

　　图九：科龙净利润还原图二

　　图十：美菱净利润还原图

　　图十一：亚星净利润还原图

　　考虑到无法完全模拟出真实的费用情况，上述这种同比费用还原方法还只能停留在定性说明的程度，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费用的调节对净利润有根本性的影响。而顾雏军收购入主后，被收购公司的费用无一例外的飙升，从一个侧面说明其次年的扭亏为盈与这些费用飙升关系重大。顾雏军不是经营之神，但其对财务报表的洞察，理解和执行能力，确实称得上熟练级。

　　第七个操作手法：借鸡生蛋

　　从顾雏军收购科龙开始，人们就对他的钱从何而来就产生了强烈的疑问。那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无休止地进行收购？我们对科龙的一系列收购活动进行分析，发现顾雏军利用了科龙电器的强大现金流而不只是单单靠他个人的资金，来完成他在冰箱产业的收购，达到他整合冰箱产业的目的。图十二描述了自2002年以来，科龙的系列并购与投资。

　　图十二：科龙收购投资系列

　　①2002年初，收购江西齐洛瓦，具体金额不详。

　　②2002 年9月14日，科龙与吉林市经济贸易委员会签署《资产转让合同》，以人民币4000 万元购买吉林吉诺尔电器的经营性资产。10月又宣布斥资3亿元整体收购吉诺尔冰箱厂。

　　③2002年12月，以1000万元收购上海上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两条冰箱生产线；收购远东阿里斯顿公司的全部生产线，具体金额不详。

　　④2003年5月，江西格林柯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江西科龙公司共同创立了格林柯尔——科龙南昌工业园。工业园占地2500亩，总投资3.6亿美元

　　⑤2003年5月，与杭州西泠集团签署协议,收购西泠70%的股权，金额约为1亿多元。

　　⑥2003年6月，在扬州组建扬州科龙电器有限公司，动工建设年产超过300万台的以出口为主的大型冰箱、冷柜生产基地，总投资预计达1.5亿美元。

　　⑦2003年12月29日，科龙与南京伯乐签定合作协议，南京伯乐将以两条产能达50万台的无氟冰箱生产线和厂房等硬件入股，科龙以品牌、技术和资金入股并处于控股地位。具体金额不详。

　　不算南昌工业园和扬州生产基地这两项投资，光是用于并购，科龙就投入至少4亿元的真金白银。除此之外，科龙还是华意压缩(资讯 行情 论坛)的第二大股东。

　　作为消费品生产企业，科龙在日常运营中产生了巨大的现金流。例如，科龙电器2003年主营业务收入为61.7亿元。一般地，科龙的经销商都是先付款后提货，而在供货商和广告商那里，科龙可以拿到30天到90天的账期。以60天的平均帐期来计算，就有10亿元的现金一直留在科龙的账面上( )。因此，科龙有充裕的现金用于投资。显然,收购科龙给顾雏军带来了产业收购扩大效应，他动用了科龙的强大资金流来帮助他对冰箱产业的整合

　　顾雏军事件的反思

　　顾雏军对冰箱业的整合得到了中国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赞美之声。甚至有人将他诩为中国的摩根。我们不排除顾雏军的殚精竭虑和运营管理的成效，但是换个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在国退民进大潮背景下，一个长袖善舞，精于运作的顾雏军。难道顾雏军模式就是我们经济改革十于年来所期望的“民营企业家”吗？如果顾雏军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典范，那我真要为中国的未来而哭泣了。顾雏军先生会不会在后的运作中继续故伎重演，本文中的部分假设是否能进一步验证，我们将拭目以待。

（因为有图表，上传困难，完整版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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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CFO

郎咸平：我反对“国退民进”

实际上，我要说的只是，即使企业家做得再好，也不能把企业送给他

今年的夏天不平静，“云娜”过后又是“艾利”。在经济界，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在内地也刮起了一场台风。这场被称为“郎飓风”的风暴在学界、企业界以及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

身处飓风中心的郎咸平本人忽而香港、忽而上海，忽而北京，忙得不亦乐乎。

8月24日下午一点半，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郎咸平教授和财务学系的两位同事讨论着最近的国有资产改革模式，涉及银行、金融和信托责任。

四点半，九龙半岛最南端的海滨广场，凤凰卫星电视台的休息室里，节目编导和主持人都很关心郎教授的近况，问他是否考虑用温和一点的方式发表意见。郎咸平哈哈大笑，然后一挥手说，不需要考虑了，等会录影就是谈这个题目。

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郎咸平侃侃而谈，录了两集节目。《警惕民企伙同国企合法吞并国有资产》这个火药味道十足的电视专题就这样出炉了。

8月25日，郎教授飞赴上海讲课。8月28日下午，北京，郎教授出席了一个围绕国有资产话题进行的研讨会。

8月29日，香港，大雨倾盘，郎教授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在您炮轰格林科尔和海尔之后，有一些学者表示支持你，更多的学者反对你的意见。你怎么看自己是个“少数派”？

郎咸平（以下简称“郎”）：其实，有多少学者支持或反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国企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现在看来，同样是对国企改革提出质疑，有些人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并没有事实根据。他们虽然号称支持我，但是我和他们不同，我的结论是经过实证研究得出来的。

对于那些反对我的经济学者们，我希望他们不要沉溺在人身攻击上，例如暗示我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之类的。我只希望他们能够认真看完我的学术研究，真正共同来探讨中国实际面临的问题，而不是找很多似是而非的借口为一些明显有问题的做法来做辩护。 我发现，通过对话和沟通，“反对”和“支持”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文魁研究员，他现在百分之八十赞同我的观点，只是在一些技术性细节上有分歧。

外滩：你认为中国应该停止产权改革，这样会不会产生企业家价值无法体现的问题？企业家的薪水用什么参照系来解决？是参照公务员的收入吗？如果企业家不拿股票的话，是否影响积极性？能不能给出个一个比较合理给企业家定价的办法？

郎：其实，对企业家定价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些人渲染的那么复杂。现在的一些说法是偷换概念。我反对企业家干着干着就把企业变成自己的，于是，就有人就说，我郎咸平主张让企业家每月只拿几千元。实际上，我要说的只是，即使企业家做得再好，也不能把企业送给他。 通过建立职业经理人市场和信托责任两个方式，我们可以给企业家做定价。比如，国企老总到底拿多少比较合适？很简单，让职业经理人市场去定价。现在民营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是有市场、有价格的，很多营销人的薪水都是通过职业经理的市场行情定下来的。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国企老总是不开放的，还是行政任免的，这样下来，才造成了“五十九岁现象”等问题。只要国企老总市场开放了，职业经理人市场就能相应形成。只要是能干的人，不管出身，不管是不是国家干部，都能去做国企老总，定价问题就能解决了。我个人以为，做得好的民企老总，即使是中小企业的老总，都可以去做国企的老总。在这点上我绝不含糊。 外滩：国资委近年也在推行国企老总年薪制等制度，不知道是否属于像你说的开放国企老总的经理人市场？如何判断国企老总做得好不好？职业经理人制度和信托责任能解决这些困扰已久的问题吗？

郎：我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在提出对很多现象批评的同时，我也同样关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职业经理人制度和信托责任在中国今天是行得通的。 要判断国企老总做得好不好，完全是有办法的。以美国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为例，他们的特征是高报酬，但是责任也大。很多时候，股东也好董事会也好，对他们都会提出量化的经营指标要求。例如，三个季度的经营业绩比同行业的差，那么这个经营者就下课。换成不同的国企不同的行业，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评核经理人业绩优良的标准。关键是这个市场要放开，不再局限于行政任免，价格也随行就市。那样的话，国企是不愁找不到好的经理人的。至于信托责任也一样，愿者上钩。选择标准除了能干之外，还得愿意承担责任的人来管理国企，自然也能够解决目前这种做得不好是应该、做得好就要感恩戴德的荒谬现象。 现在国企老总缺乏什么？缺乏对股民的信托责任，要以国家的利益和股民利益为根本的信托责任，这是目前国企老总所缺乏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立法。一方面让他们有机会拿到市场价格的薪水，一方面要有压力，要背负责任。我说过，TCL的李东生做得好，如果经理人市场说他应该拿到一年两千万，没有问题，政府一样可以给他那么多，他一样可以致富。但是，你不能做着做着就把公司做成自己的了。

外滩：你反对“国退民进”的改革，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你这样讲是基于什么考虑？

郎：“国退民进”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应该是国家退出市场，而不是国有企业退出市场，国家和国有企业是两回事。政府应该退出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并不需要改变。政府需要做的只是，推动人事改革，用市场化的薪水来吸引职业经理人，政府通过股东会、董事会来监管职业经理人，这才是建立良性的国企改革进步的合适途径。为什么会有韦尔奇？为什么会有GE，他们就是这样的管理运作体系。

现在有些人把民营企业神话了，认为改变一个产权结构什么都改变了。这么想会把改革引入歧路。

我一直在提倡股市上面的监管，提出了很多办法。有些人以为这是小事情，是股民的事情，这就错了。其实，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国有企业。集体诉讼和信托责任，对于目前国企改革也同样适用。我认为，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给国企经理人职业化和信托责任立法。从这个角度入手进行国企改革，一定能够取得成效。

外滩：可是，今天上午就有学者说，国企经理人职业化和信托责任以前尝试过，因为不合国情没能成功。

郎：直到我们谈话这一刻，我还是坚持认为，只要政府有决心，这些改革就能进行下去，我看不到有特别的障碍。

外滩：你在反对“国退民进”的同时也反对“小政府”，而主张“大政府”。这和和通行的主张市场化的理论不一样，你这种看法的依据是什么？

郎：在前几年的研究文章中，我就反复提到“大政府”这个概念。对这个问题，我曾经做过专门的调查，通过研究我发现，至少亚洲国家都需要一个强势政府，这样国家才能发展得好。事实上，印度和中国的台湾地区就很明显的例子，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推动，那里的高科技根本发展不起来，也就没有创新。

亚洲的民营企业家其实追逐的首先是利润，为什么做得很大的高科技公司也去做房地产？就是因为他们的主业做到一定程度，遇到困难了，就不想做了。亚洲的绝大多数民企都想做“快钱”，仅仅依靠它们，国家不可能强大起来。以后的经济形式，只能是大型国企牵头，众多中小民企各自发展，这样的经济格局才有希望。

实际上，美国发展的例子也是一样的，政府的强力作用功不可没。我们不要光看到前一段的科技网络泡沫，光盯着纳斯达克。其实美国战后几十年都很繁荣，而这有赖于罗斯福时代大政府的强力监管，反托拉斯、反腐败、推动经济发展，这些都是由政府做的。

外滩：您对英国私有化的进程怎么看？如果国企能做好，他们为什么要私有化？您对俄罗斯以及东欧的私有化怎么看？

郎：中国的国企改革和英国国企的私有化是无法直接比较的。因为中国的相关法律非常不健全，明明是不合法的事情，法律却管不着。而且，中国国企资产转化没有价格形成机制，根本就是不健康、不正常的产物。就像别人有个房子价格100万，你和我商议着用5万就把它买过来。怎么可以由当事人决定一个不属于他们的资产的价格呢？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谁？属于全国老百姓！双方一个厂和一个买主就能够决定价格，自行定价，公平性在哪里？在没有招标的情况下，国有资产被自行定价，“私相授受”，然后以极低的然而又是“合法”的价格转进个人的腰包里。这是天大的怪事！

英国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国家，资产定价有很好的传统，社会上有不成文的共识。那里所有私有化项目都是公开招标，由有声望的会计师核数。在那样的情况下，私有化当然可以做得好。如果中国有那么一天具备了这种潜规则的大背景，我第一个带头倡议通通私有化。

对于俄罗斯的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中国二十年发展的事情，俄罗斯两天就完成了。当然，你也可以说，现在普京开始追查富豪了，让他们把过去的收益吐出来。但是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中国积重难返到那个程度啊，那是太悲哀的事情了。我想大概只有英美法系的国家，进行私有化才比较有效，其他的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外滩：有人质疑你前后矛盾。说去年你参与华晨产权纠纷的时候，大赞仰融对于企业如何有用，那时候为什么不质疑他侵占国有资产？而今年突然口风大变，又怀疑民营企业家的水平？

郎：这个理解是错误的。我在参与仰融事件时是作为独立第三方加入的。开宗明义就表示过，我不关心仰融能够拿回多少资产，我只关心国有资产的保存，不赞成打这样的官司，有失国家体面。同时，我们对民营企业也要公平。那时候的态度和我现在做的事情完全吻合。根本不存在矛盾。

外滩：因为这一次你的发言，引来了企业家的诉讼，你现在怎么想？

郎：既然它是一家上市公司，我们对它的质疑就是应该的，你既然上市了，拿了股东的钱，就要解释公众的怀疑。有问题你解释清楚就好了。但是，你不解释，却要打官司，难道想搞一言堂吗？这不是问题，我已经聘请了多家律师行来处理这个诉讼。他们非常热心地为我工作。我很感谢他们，也请关心我的读者们放心。

外滩：听说你每天都上网，看网友们的发言和评论。

郎：我是有时间上网的话，都会去关注那些网友集中地方的发言。我看到很多他们的心声，我感谢他们。

作为牛虻的郎咸平 陈涛/文

《红楼梦》中有一回说到贾家过中秋时，大家讲笑话。贾赦显然认为贾母偏爱贾政一些，他讲的笑话是，一个孝子的老娘心脏出了毛病，大夫说用针灸法扎扎肋骨就能治好。孝子很不理解扎肋骨何以能治心脏的毛病，那大夫答道：“你不知天下父母偏心的多呢。”

我有兄弟三人，跟贾赦一样，我小时候格外留意父母是否偏心，是否公平地对待我们。对公平的过分强调显然给父母增添了一些麻烦。比如，在分苹果的时候，父母也许觉得每人一个就很公平了，但是我会提醒他们，有的苹果大，有的则比较小。

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公平和效率其实是有矛盾的。如果要强调公平，就会影响到效率；反之亦然。还以分苹果为例，如果对公平的要求是精确到“个”，就比较容易完成了；如果要求精确到“两”，就要复杂和繁琐不少；如果要求精确到“克”，爸妈大概要去买一个天平了。当然，我相信他们宁愿给我一巴掌，而不是去买一个天平回来。简言之，如果想要尽早地吃到苹果，我就要忍受不那么精确的公平；如果想要尽可能地公平，我就要忍受复杂繁琐的分苹果过程。

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就有学者指出，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产权问题。由于产权问题涉及到所有制，涉及到意识形态，涉及到社会公平，对它进行改革远比分苹果要复杂得多。事实上，在改革进行了２０多年后，回过头来看，我们在产权改革方面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抛开意识形态问题不谈，仅仅一个公平问题就够复杂的了：如果希望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一点，我们可能就要牺牲一些社会公平；如果希望更公平地完成改革，我们可能就要忍受更长时间的社会变革。

大致地说，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实践是基于不同的选择：中国相对更注重公平一些，所以中国的改革要慢一些；俄罗斯在很短时间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改革，但是它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平。

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改革的一个长处是，社会各个阶层、全国的各个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改革的成果。纵向地比较，几乎绝大数人的生活都比改革前有所改善。这样的改革容易获得社会各个阶层的拥护和支持，改革的阻力比较小。

但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２０多年来，一些老矛盾没有解决，“抹稀泥”式的改革必然导致在旧矛盾没有解决的同时，一些新矛盾又在不断地积累。越到后来，我们越多地品尝到了改革缓慢的苦楚。

另一方面，横向地比，在过去的２０多年里，社会分化更大了。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都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

换言之，在改革问题上，我们同时在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都有欠缺。

与哲学家、社会学家不同，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的是效率问题，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关于效率的学问。一般说来，典型的经济学家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会偏向于效率；而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会偏向于社会公平。

在过去的２０年里，经济学奠定了它在学术领域的霸权主义，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被还原为经济问题，于是，经济学也就把它的触角伸到各个领域。与此同时，哲学和社会学的领地则在不断地缩小。这样，在整个学界形成了一种以经济学为先锋的流派，这个流派因主张自由市场经济而被一些人唤作“新自由主义”。

郎咸平是在“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出现的。

坦率地说，在我看来，郎咸平的说法远不及他的论敌那么精致和有说服力，但是，他有他的价值：他向世人呼吁，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社会公平问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与其说郎咸平是位经济学家，毋宁说他是一位哲学家，虽然他自己更乐意以经济学家的面目出现。

说到哲学家，老祖宗苏格拉底有个故事。他骄傲地说，他是神派到这个世界的牛虻，任务就是要这个世界保持清醒。

现在，郎咸平就在做那个牛虻。

SuperCFO

郎咸平的三个命题 公平 效率 改革

　　郎咸平关于国有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一提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争论中，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问题相继被牵扯进来，使得争论本身越来越复杂甚至混乱。但是通过这场争论，对我们厘清其中的逻辑脉络，重新认识所关涉的中国国企产权改革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了使这场讨论具有建设性，也许我们应当从澄清最基本的问题，特别是最基本的命题开始。

　　我认为，可以将郎咸平教授的相关观点或主张概括为三个基本命题。然后再看这三个命题的关系，这样就可以从中发现混乱如何产生，也能够澄清讨论的基础。

　　一是公平命题：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特别是以MBO为形式的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这是很不公平的。

　　在郎教授的全部观点和主张中，这也是一个最基础性的命题。我们都知道，郎的这个结论是通过对海尔、格林科尔等企业改制或资本运作过程的个案研究中得出的。对于这个结论，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所涉及的企业还是郎的批评者，都没有做出系统而有力度的回应，从个案的意义上也还没有谁证明这个命题的不能成立。其实，即使郎的个案结论有出入，也并不构成对这个命题的否定。因为媒体所披露的大量事实以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接触的事例，都大体可以作为这个命题的根据。也许正因为此，正面否定这个命题的几乎没有。反倒是即使郎的反对者也大多承认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当然，流失的严重程度如何，也许还需要认真的实证研究。但可以肯定地说，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黑洞，要求人们把这个问题彻底研究清楚再发表看法，实际上是一个不合情理的要求。

　　至于这个命题的后半部分，即为什么会出现不公平，也许是过于常识，并没人明言。但至少有两点可以提及：第一，同样是根据产权理论，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意味着公共财产产权非法的、不合理的转移，体现为部分人通过某种权力对公共财产的非法占有。其实，这样的原则，恰恰是许多郎的反对者平时所持理论中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二，即使按照某些学者所说，将国有资产贱卖甚至送给管理层是体现了对企业实际经营者过低报酬的补偿，那么，不公平的问题同样存在。且不说没有所有权的成功经营者是否可以合法占有企业财产的增值部分，就是按一般学者所说的补偿理由，下层管理人员以及一般职工，也是企业的贡献者（尽管可以证明他们贡献份额多小），他们却很难得到补偿。相反，在有的企业改制过程中，对一部分贡献者的补偿是与对另一部分贡献者的剥夺同时进行的，即在管理层低价收购股权的同时，一部分职工沦为失业下岗者。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境之下，不公平的问题以一种最鲜明的方式凸现出来。现在，这场争论反响如此之大，很大程度上与这个背景或情境有关。

　　二是效率命题：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效率并不低，甚至更高。

　　这个命题可能不如前一个那样要害，但引起的争论却更多。因为这个结论与此前人们的常识和有关研究大相径庭。国有企业的效率在总体上低于民企，在当今世界上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国恰好相反，要么是由于国企的效率更高，要么是由于民企效率更低。但问题是，没有可靠的根据证明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其实这个命题的问题很清楚，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郎教授是用香港股市中的国企表现优于民企来证明这个命题的。但他选取的样本太小而取数的时间太短，因此，根本不可能如此简单地得出国企比民企还好这个“大”结论。但问题的关键是，郎教授不恰当地将一个有问题（至少受到普遍质疑）的命题用来支持他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讨论。于是，问题复杂化且枝节横生了。

　　三是改革命题：目前这种国有企业改革应当停止。

　　在所有这三个命题中，这个命题是郎教授表达得最含糊，也是最容易引起歧义甚至是最令人担心的。首先要说明的是，尽管郎教授给人的印象是对国企大加肯定，但我倒愿意理解为，这种肯定其实是很有限的。他在不同的场合也多次谈到国企存在的问题，说到国企效率更高的时候，也强调是一点点而已。因此，也许将郎教授关于国企改革的命题分为几个层次来理解，要更合适一些：第一个层次，他是说MBO这种方式的国企改革应该停止。这主要与公平命题有关；第二个层次，是说以改变产权为主导的国有体制改革应当停止。为了回应效率问题，他提出了国企管理者的“信托责任”的问题；第三个层次，是整体的国企改革问题，这表现在他对民营化的质疑以及所提出的“大型企业国有化，中小企业民营化”的模式。到了第三个层次，可以说，已经是与中国当前主流的改革模式针锋相对了，甚至可以说涉及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

　　上面的概括也许还可以斟酌，但我觉得这无关宏旨。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三个命题的具体内容，而在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稍微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三个命题之间是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更不是一个缺一不可的整体。从理论上来说，不存在从一个命题就可以推断出另一个命题的逻辑关系；从现实上来说，这三个命题所涉及的问题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问题恰恰就发生在这里。无论是郎本人或他的支持者，还是他的批评者或反对者，似乎都将这三个命题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由此形成两套思路、两大阵营。在郎咸平及其支持者那里，公平命题成了改革命题的基础，即为了公正必须停止MBO这种国企改革方式，甚至必须要改变民营化的国企改革方向；而效率命题又成为对改革命题可行性的论证，即放弃民营化的改革同样可以保证效率，甚至效率更高。而在郎的批评者那里，似乎也是同样的逻辑：为了坚持民营化改革方向，必须说明国企的效率一定是低的，而且必须对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乃至社会不公平持宽容或容忍态度；一提制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或社会公平，似乎就会偏离民营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这样一来，改革与公平就成了水火不容的两种取向和逻辑。争论中的混乱也就由此发生。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将争论的问题概括为三个简单命题的意义了——郎咸平教授的三个命题都是独立存在的。这样，争论中导致混乱的那些因素或逻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如果将这三个命题当作互相独立的命题，我们就大体可以断定：反对在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与反对国企改革（包括产权改革）是两回事；坚持国企产权改革与容忍国有资产流失也是两回事；甚至反对以MBO方式进行国企产权改革与反对国企改革仍然是两回事。道理看似简单，但争论中真正导致混乱的症结，恰恰是没有澄清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SuperCFO

周其仁: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 不容忍"再世赵高"

　　[提要]周其仁：容我不依不饶问一句，你郎咸平先前关于海尔持股会“侵吞国资”的罪名，究竟是成立还是不成立？如果还成立，为什么宽大为怀不予追究？如果不成立，那么谁对那样浑不负责任的指控负责？你以为你是谁，是赵高再世吗？

　　在过去的几周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对几家内地公司提出的质疑，在网民的愤怒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中，最终上升到对整个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争论初起时，本报曾联系采访多年来研究产权与企业组织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但他以“不喜欢热闹”予以谢绝。随着争论的持续，周其仁教授改变了想法。他说，原以为国企改革就是需要实践去解决的问题，现在看来不尽然。中国有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渐进改革的时间拖得很长，国企的实际形态已经发生大的变化。老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挑战又提上日程，还是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有所讨论。就这一点，周其仁说他感谢这次争论对他的激发。

　　经济观察报：对于这次的争论，我们曾问过您的看法，当时您表示不大愿意参加争论，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改变了主意？

　　周其仁：辩论要有思想价值，重点不是找对手的错，而是阐述自己的对。挑毛病容易，问题是挑出人家的毛病并不一定就增加自己的知识。辩论的好处是可以逼得大家把话讲得更清楚。不过，误入歧途的辩论从来也不少，主要是重点放错了地方。挑人家的错挑上了瘾，一路跟下去，最后发现除了再也不能冷静看世界，什么也学不到。

　　谈到郎咸平，我以为看出他有错并不难。几年前，我当面听他讲亚洲和香港资本市场上大股东如何剥削小股东的故事。早知道有西方财务专家搞这个话题，但听下来还是不免心里生疑：要是只有“剥削”没有好处，小股东们为什么不跑个精光？没等我问出口，郎咸平故作神秘地“爆料”，说连李嘉诚也托人捎话求他再不要点名。我想这位先生对自己的“学术发现”大概也心中没有底，否则为什么需要添加这种小作料？不料今年暑假到上海，长江商学院的主事人要我见识那里出色的学员，我应邀前往研讨。事后主事人介绍教授阵容，赫然听到郎咸平的大名。当时我真的大气不敢出一声，就是心里嘀咕：要是我高调指控过李嘉诚，怎样也不会到他的机构任职。不过我是我，人家是人家，可以各行其是的事情，不应该拿来作为辩论的题目。

　　八月我在安徽、广东两地出差，路上断断续续看到关于“郎监管”言论的报道。还是高调指控著名公司的套路，不过罪名不再是大股东剥削小股东，而是海尔、TCL和格林柯尔三家公司利用产权改革“侵吞国有资产”。那样严重的罪名，摆明非司法解决不可。要么被控罪名成立，要么控方诬告和诽谤，看不出有什么学术问题。可是后来看报道，除了格林柯尔老总在香港提出司法诉讼，在内地这样一个“侵吞国资”的官司题材，居然被处理成一场“学术论战”。最为传神的媒体批评，是“经济学家集体失语”。

　　不“失语”能干什么呢？撇开官司问题，我的确看不到郎咸平的指控里真有什么复杂的学理、概念和推理。好比要是现在有人说又发明了永动机，物理学家能干什么，恐怕也只好“集体失语”。所以虽然不断有朋友和同学要我发表意见，无奈自己就是提不起劲头。这就是上次谢绝你们电话采访的原因。“不喜欢热闹”也是实话，向来如此。

　　那么为什么现在又决定回应郎咸平？我自己方面有三点原因。第一，据说郎氏指控的应之者众，不少人情绪激动，以为郎咸平真的穿上了皇帝的新衣；第二，问题已经从指控三家公司侵吞国资，升级为“所有产权改革都在侵吞国有资产”，“拍脑袋产生出来的产权改革思维，正是我们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到私人企业家手中的重要理论根据”。而区区在下，虽然至今尚没有被郎氏攻击波点名批判，但近二十年研究的就是产权改革，白纸黑字写下的文字，向来对产权改革的实践和理念不遗余力。有人高调叫阵，不出来应一句太看不起人家。第三点重要，郎咸平已经声明，不但要“结束‘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而且要“改变国家政策的方向”，把中国变成“大政府主义的国家”。本来郎咸平们喜欢什么样的体制，自有他们的自由，他们愿意在大政府、大国有制下讨生活，我没有意见。但是谁也不要指天划日，非要把不愿意过那种日子的人也强拉进去。我不代表任何别人，只代表我自己。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东北国营农场上山下乡，我对那种名义上是全民财产的主人，实际上眼看眼鼻子底下的浪费和挥霍都无能为力的体制早就够了。要知道郎咸平现在讨论的是国家体制，要是真按他的路线走，我自己连一句话也不曾讲过，到时候何处去找后悔药？我讲了，生性不喜欢热闹，但是还有一条，真有需要的时候，也不怕热闹。

　　经济观察报：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到目前为止的大多数争论，都回避了郎教授分析的三个案例，也就是海尔、TCL和格林柯尔，很多评论是说，即使他最终的推论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也不能忽视他对这三家公司的质疑，而且他的质疑是以财务分析为基础的。

　　周其仁：我在路上看报道，开始也以为他真的通过财务分析抓到了可指控的证据。回来看了郎咸平指导下写的那三份研究报告，才发现不是那样一回事。以海尔为例，他们报告提出的中心疑问，是海尔职工持股会为什么拥有海尔集团诸多的资产权利。在查证了海尔投资与海尔职工持股会的来龙去脉之后，报告质疑“当初成立海尔投资的时候，到底是通过何种程序让海尔投资拥有了海尔商标专利权？又是通过何种程序将零部件的供应权转到海尔投资手中的？”可以质疑，但质疑毕竟只是质疑。可是报告紧接着就有了答案：

　　“如果是海尔集团董事会正式通过这些资产的转让，那么这就是明显的内部人员利益输送，除非海尔集团能证明董事会成员从未在海尔职工持股会拥有股权。如果董事会成员确实持有职工持股会股权，那么这个董事会决议就是明显的透过利益输送，集体侵吞国有资产。”

　　请问这叫什么研究态度？轻轻两个“如果”，就把问号变成了句号。所论问题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可以陷人入罪的“侵吞国资”！就算“假设”吧，那小心求证呀。从假设到完成求证，要下多少功夫，真的不知道？到了后来郎监管公开炮轰，连“如果”也不见了，直接就变成“海尔此举侵吞国资”的定论！求证了吗？在哪里？郎咸平可能以为，海尔高管在持股会持有股份肯定板上钉钉，因此海尔集团的高管们一定通过控制董事会，把国资权益输送给个人持有私人股份的职工持股会。于是，“侵吞国资”罪名成立，义愤填膺当然顺理成章，否则“20年后，我们将无法向子孙解释20年前的国有企业海尔集团今天变成了某家族企业第二代的私人财产”！让不明就里的善良人听来，这样的事情能不让人群情激愤？

　　破绽在什么地方呢？破绽在于海尔集团是一家集体制企业，根本就不是国企。郎咸平不是口口声声说他靠数据说话吗？连海尔究竟是什么制的企业也没搞清楚，怎么就敢高调展开攻击？好比一位动物学家，用马的数据发现了关于马的伟大定理，然后大事喧哗，不料人们围上来一看，居然是一匹鹿！应该尴尬之至、无地自容吧，怎么还说自己“治学严谨”？

　　更叫人跌破眼镜的是，当海尔公司发言人声明“众所周知，海尔不是国有企业”之后，这位大监管对自己指鹿为马的行径不但不感到有一丝歉意，或多少觉得有点难为情，反而以攻为守，继续向海尔高调指控：“即使海尔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它内部仍然存在两方面的利益代表。而（海尔职工）持股会的整个运作过程，恰好是一个将资产从青岛市向内部员工持股会转移的过程。”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算是一匹鹿，鹿也有鹿的问题”？！容我不依不饶问一句，你郎咸平先前关于海尔持股会“侵吞国资”的罪名，究竟是成立还是不成立？如果还成立，为什么宽大为怀不予追究？如果不成立，那么谁对那样浑不负责任的指控负责？你以为你是谁，是赵高再世吗？

　　实质问题，我认为海尔集团的法律所有权与实际产权关系是脱节的。在实际上，海尔集团的资产来源是清楚的，就是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市场机会以及以张瑞敏为首的海尔管理者和海尔员工的共同贡献。但是在法律上，海尔集团所属的大集体所有制，从来不承认任何成员的私人财产权利。为什么说有矛盾？因为明明对资产形成有过重要贡献的人，就是不可以拥有清楚记到名下的财产权利。那么多企业搞坏的就搞坏了，工人倒霉，政府兜底、社会紧张。可是搞好的却不可以得到合法承认，公道吗？更重要的是，在多种产权制度开放竞争的条件下，市场竞争包括企业产权制度的竞争。比方到市场上聘一个称意的人才，别的企业可以开出的条件，海尔开不出，怎么竞争？为什么开不出，因为张瑞敏自己也没有。事业心永远重要，可是市场竞争的教训说，单有事业心不够，还要清楚的权利为基础。

　　所以产权改革不是什么好事之徒策划出来的。就是把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全部枪毙，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公有制企业还是要搞产权改革。问题是公有制企业的改革实在前无古人，困难自成一家。你想企业资产已经形成，原则上也知道是多方合作的结果。可是因为当初没有清楚的约定，倒回去厘清产权份额谈何容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认为实践具有第一位重要的品格。类似海尔这样的大集体企业，应该靠所在地方的相关利益各方，在改制实践中摸索出界定产权的办法。海尔集团是产权不容界定到个人的传统大集体，海尔持股会是改革中形成的个人产权清楚的新组织。究竟哪些权利、以什么形式、多大数目、经由什么程序完成转让，应该也只能由当事的相关各方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解决。海尔资产形成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过郎咸平的指导；现在要界定海尔的财产关系，为什么非要你来搅和不可？青岛市大集体利益如果受到损害，当事人也会失语吗？海尔职工利益受到改制侵犯，他们真的没有行为能力吗？还有青岛市人民政府和各界人士，靠得近、看得清，为什么非要一个连一次实地调查都没有做过的不相干人士包打天下？真的财务分析本事了得，发现海尔改制的确侵犯某方利益的，拿出可靠证据来按司法程序指控。学术研究吗？总要讲一点基本的规格，别的不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总知道的吧。

　　经济观察报：那么TCL呢？应该说在改制之前，它是一个纯粹的国有企业吧？

周其仁：不是的。就我所知，TCL是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一种国企模式。法律上，它开始的时候是惠州市的地方国有独资企业，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惠州市人民政府就与李东生为首的经营班子定了合约。我一直认为这个合约非常精彩，是了不起的创造。主要内容一是李东生为首的高管要为掌控公司控制权付一笔抵押金，李东生个人当时好像交了50万，其中包括他和他父亲的房产。另外就是预先约定，TCL每年税后利润的一部分用于高管人员购买企业股权。这个合约安排，第一，鼓励创造利润；第二，管理层分成的利润不能拿回家消费，而是变成个人在公司的股权，让高管人员与他们大权在握的公司之间有长远的利益纽带。年年按约履行的结果，就是今年1月公布的TCL15亿股中李东生个人大概有1.48亿股，其他几十位管理人员和技术开发人员，全部拥有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私人股权。我认为这是吸收了多少国企垮台、行为扭曲的教训之后，逼出来的一种改制尝试。惠州行得通，其他地方也可以参考。

　　郎咸平倒是知道TCL是不同于传统国企的，因为他看到企业家个人股份在TCL登堂入室。但他依然高调指控，名目是“国有股权稀释与转移”。是的，从国有独资到国有控股甚至参股，股权在百分比里减少，也就是“稀释”了。不过，“稀释”并不一定意味国有利益的减少。因为没有收益的100％股权，比有收益的50％还不值钱？要指控TCL改制使国有独资地位丧失真正犯了大忌，你必须拿出证据说明国家利益在稀释后减少了。可是翻遍郎咸平满篇搬数过纸的报告，我就没有看到有一个数据说明这一点。

　　他批评的逻辑实在怪异。“在国有控股的情况下高管人员就可以将公司‘合法’地做坏，但自己拥有股权以后就立刻将公司做好”。真有这回事吗？那不就证明TCL的改革改对了？因为“（国企高管）自己拥有股权以后就立刻将公司做好”，到底对谁不好呢？没有这回事情吗？那么郎咸平究竟在对谁开炮？再来，“相比较张瑞敏、倪润峰，李东生是最幸运的一个。李东生的幸运之神是惠州市人民政府，如果TCL处于张瑞敏所在的青岛市政府或者倪润峰所在的绵阳市政府，结果就可能不是今天这样。”说得没错，但有没有是非标准？应该让惠州政府向绵阳政府学习，还是让绵阳向惠州学习？我个人认为，绵阳应该考虑学惠州。至少我们也不应该仅仅为了不要让李东生们太幸运，就一定要惠州学绵阳吧。麻烦在于，要是绵阳真的学了惠州，挨批的就该轮到绵阳啰！

　　更奇怪的是，郎咸平对海尔，以“我国公司法的不健全，因此很难对海尔职工持股会做出适当监管”为由，坚决要求“向股民详细披露每个高管人员在职工持股会的持股比例”。TCL呢，倒是向股民详细披露了每个高管人员的持股份额，郎咸平有没有表杨？没有。照样劈头盖脸把“国有资产流失”大帽子扣上去。我实在搞不懂，这位自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人”的公司财务专家，有没有受过起码的逻辑训练，为什么他的思维如此缺乏最起码的一致性？

　　还有，质疑李东生持股时说，“李东生基本不是一个像张瑞敏那样的创业者，而是一个守业者”。读来令人觉得张瑞敏的待遇也许会好一点。可是到了胡说海尔侵吞国资被驳回以后，郎又宣布“张瑞敏的身份是国家干部，本身并非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创始人”。这里的“数据”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才可以任郎自由调遣？另外，这位“2001年底才决定到大陆发展的”郎咸平知道不知道，在张瑞敏做企业的那个时代，连和尚道士都定了行政级别，每一个人不是国家干部，就是国家职工。是不是这么活过来的就是错？也许是吧，所以要改革，可又改则得咎。

　　经济观察报：在被格林柯尔收购之前，科龙也是一家乡镇企业，也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我们先不说所有制的问题，单纯从并购的角度看，您怎么看郎咸平的质疑？

　　周其仁：对格林柯尔的指控，是说它通常先进入被收购公司，当上董事长，掌控了人家资产转让的定价权，然后压价卖给自己。这就是郎咸平讲的故事。用常识来问一问：这样的好事，我怎么就遇不到？为什么我不能坐到邻居家里，先由我掌控定价权，然后把人家的资产“买”走？天下真有这么一种资产转让模式而又可以频频得手，格林柯尔的规模不会这么小。它为什么不把海尔、TCL还有天下大公司一块全收了，省得“郎监管”那样辛苦。

　　幸亏我还知道一点科龙。创业人团队的领导人叫潘宁，80年代从手敲电冰箱开始，做成南方最大的冰箱王。也是实际的产权与法律所有权脱节，虽然公司后来到香港上市，但控股权还是“集体”的，其实就掌握在镇政府手中。这样的公司，政企分开谈何容易？当年是靠潘宁等人的创业贡献和威信，才大体维持了一个我叫做“企业家控制的企业”的格局。可是潘宁的身份也是“国家干部”，到年龄就要退。潘退下以后，公司管理有一个过渡，接着就是所在地镇政府的头头凭控股权到科龙当了家。格林柯尔是从这个头头手里收购科龙的。撇开细节不论，我认为科龙的主要教训就是潘宁时代没有及时发起并完成产权改革。如果还是潘宁掌控科龙，或者在创业人时期就完成改制，我认为格林柯尔入主科龙不会那样容易。所以，企业家控制权不是可靠的长期制度安排，没有合法股权的保护、激励和约束，控制权靠不住。我一直为当年的科龙耿耿于怀，提醒其他类似的公司引以为戒。

　　这些看法与郎咸平好像分歧不大。他指导下的论文说，“当年顾雏军在‘科龙改制’中途，乘着‘国退民进’的东风，带着自己的神秘资本突然降临正处于危机之中的科龙，将‘新民企’的资本与中国家电企业长期痛苦的产权问题结合：科龙易帜，大股东顺德政府套现退出”。只有一点小小的不同：我认为不是科龙改制才给了格林柯尔机会，而恰恰是科龙没有及时改。卖出科龙的镇政府头头我也拜访过，是非常强悍的人物，要不是无路可走，决不愿意放弃科龙的控股权。今天海尔的张瑞敏比当年潘宁年轻，大小环境也有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海尔已经开始探索产权改制。中国出一个好公司不容易，为长治久安，不留历史性遗憾计，惟有大胆改，加快改，千万不要被无谓的指控吓住。

　　把这次“郎旋风”涉及的三个案例小结一下。海尔背了大集体所有制的历史包袱，要界定存量资产，被郎咸平先后指责为“侵吞国资”以及“侵吞大集体资产”；TCL的政府与企业家面向未来签订利润分成、高管持股合约，郎咸平指责“国有资产稀释和转移”；科龙没有及时改，“打工老总”到点下课，政府“老板”亲自上阵打理，落个被格林柯尔收购的下场，又被郎咸平说成是产权改革提供了“国退民进”的盛筵。我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

　　经济观察报：您说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有很多没有讲清楚，从您这些年研究的经验看，传统的国有企业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周其仁：我是1996年在研究下岗工人问题时碰到国企改制问题的。这些年我先后做过第一手研究的公司，约有三四十家。用的是很土的办法，就是一家家实地访问，与各方当事人交谈请教。实在没有让助理在网上查查数据，就可以隔山打牛的本事。问到为什么要改制，我看到的是传统国企经济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从来不承认参与国资创造的人力资本的合法产权，还有就是靠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契约组织经济活动。问题是，离开在清楚的私产基础上发展市场合约，就无从支持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央计划命令经济实在笨拙，与激励机制不相容，交易费用高到使许多事情根本做不成。

　　传统的国有经济不承认任何私人产权。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我曾经为文写下结论：这是一个没有最终委托人的经济。无数的机构和人似乎是委托人，仔细推敲都是代理人，而不是承担财产责任的最后委托人。郎咸平批评国企管理人缺乏信托责任。很对，问题是怎么形成这种局面的？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委托人。什么“主人——保姆”，谁是主人谁是客？是政府主管部门？不对，他们是代理机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吗？“代表”者，也是代理人也。只有被代表的才应该是最后委托人。可是在全盘公有化时代，任何公民私人不得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权利，所以就没有最终可追溯的委托人。

　　委托代理是一个责任链条，最后委托人无效，整个链条拉不起来。我认为普遍缺乏信托责任的根源就在这里，所以多少国企、集体企业搞得一塌糊涂。可以骂那些草包经理不像话，问题是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之以恒地盯住他们？就是没有，传统国企才需要改制。抽象的主人有，也就是“全民”或“集体”，可抽象的主体怎样具体行为？说什么历史长、包袱重，不是说得通的托词。历史长不一定包袱重，没有最后委托人才是问题的根本。

　　郎咸平认为国企产权很清楚。“国资是谁的？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这是他自以为煽情的讲词。请问“你的我的大家的”有权利证书吗？没有。资产交给各类代理人打理多年，有经营、投资、收益的报告吗？要委托人审查吗？从来没听说有。上市公司账目造假，好歹还有一份假报告备查。传统国资呢？连假的报告也没有。据说现在有10万亿国资，听起来了不得的一个大数。那可是全国人民的财产，平均以10亿人算，每人只有1万元！真就多得足以令人骄傲？还不知道这笔国资，所负的债务窟窿究竟有多大。为什么是这样的局面？产权制度使然，谁也使不上劲。我曾经写过一句话：国有经济里的所有者责任，追来追去一股烟。你追吧，像论万亿计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追不出个头来的，权当天灾处理吧。这样的体制不改，国家没有前途。

　　至于郎咸平也搀和“我的、我们的”，那可真叫瞎搀和。有他什么份儿？国资再产权模糊，权利主体不包括他应该很清楚。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这个体制下劳动、生活过，工作从来不是命令指派，一辈子没拿过低薪，不知道什么叫“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更从来没有使过粮票布票肉票鸡蛋票。凭什么郎咸平也有权说国资是他的？当然是中国人，更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但财产关系要明确界定，不可以彼此共产，否则天下大乱。套套近乎、唱几句高调，财产权利就占一份，不是正派行为。说得严肃一点，这叫企图染指国资。大叫保卫国资的英雄们哪里去了？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也可以说国资有份，正好说明传统的国资非改不可。

　　不是我小气。产权是排他性制度安排，大度不得。也不是说产权没有份就没有资格来研究中国的国企。就是爪哇国里的人有兴趣研究中国国企改制，也应该欢迎。要研究，老老实实做研究好了。你们看这位郎咸平，“数据”功夫一塌糊涂，可就是有胆破口大骂“产权改革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还发明了“大陆50岁以上的都是拍脑袋的，40岁以下的才是做数据的”。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客气地讲了一篇不同意见，郎咸平就说张军也是拍脑袋的。可张军偏偏离50岁还差得远，岂不是当场被郎咸平自己推翻？“凡50岁就一定拍脑袋”，生理机制何在，心理机制又何在？如此一派胡言，好像还很有趣。我可以肯定地说，郎咸平的这些惊人之见当然不可能是从脑袋里拍出来的。问题是，这些缺乏常识、没有逻辑、不讲礼貌的“东东”，究竟是从哪里拍出来的呢？

　　经济观察报：存量改革中现在出现了很多矛盾，很多人担心，这种矛盾会激化，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这也是有些对存量改革持谨慎甚至怀疑态度的人的想法，这些矛盾如果是无法规避的，操作中应该怎么样来使得改制的过程尽可能地平滑？

　　周其仁：古代有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启发我们把麻烦的复杂问题分开处理。公有制企业在法律上都姓公，但实际资产形成的路径大不相同。就我自己这些年的观察，我认为大体是三分天下。就是说有三个大的类别，可以考虑分开处理。第一类别，历史上用国家财力真金白银投资而成，市场化改革后，又身处国家垄断行业，所以，财政投资和行政垄断超额利润是这类公司资产形成的主要来源。这就是过去讲“抓大放小”里的那个大，特别是超大型国家企业。这个类别，第一位的任务不是产权改革，而是开放市场竞争。没有充分开放市场竞争之前，国家的财务资产与管理者、员工的人力资产无从定价，产权改革就没有条件。

　　已经进入市场竞争的国企和集体企业，在企业数目上是绝大多数。这里一分为二。一个类别不管什么历史原因，反正现在经营困难、甚至资不抵债。这类公司的改制，重点是了断债务，特别是对中老年工人的隐形债务。股权处理，以了断债务为依归。近一年研究湖南长沙和山西左权县的经验，就是不再一户一户去改。因为个别处理，还有一些资产的就还能给职工一些补偿，而没有资产的就对不起了，这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长沙和左权的办法就是由地方政府通盘改，把整个城市的国资一起来盘，共同承担历史债务。这是第二大类，也是改制最困难的一个类别。

　　第三类，就是在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路来的成功国企或集体制公司，以联想、四通、海尔、TCL、美的、包括从前的科龙为代表。仔细研究这类公司，大多数是改革开放以后搞起来的，国家基本没有财力投资，主要就是给政策。限于历史条件，法律载体只能是当时仅有的国有制或集体制，但实际上这些公司资产的形成，一靠创业企业家和员工的人力资本，二靠市场信用。因为是从市场里杀出来的，创业企业家控制着他们领导形成资产的公司；但在法律上，公司的资产还是归抽象的国家或集体。这类公司的改制，重点就是承认企业家和工人人力资本应该得到的合法产权。过去说资本价值全部是“活劳动”（人力资产）创造的，“死劳动”（物资资产）完全没有份。怎么就突然来了大颠倒，好像资本价值全部由死劳动创造，“活劳动”不应该有份了呢？我以为颠来倒去都是错，资本价值是物资资产和人力资产在市场过程中合作创作的。

　　经济观察报：除了改制本身存在的技术性和操作性问题外，有些人对改制提出质疑，是因为很多交易过程存在大量的权钱交易，不能否认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私人资本和企业的经营者利用这一点侵吞国有或者集体的财富。

　　周其仁：是的，倒回去界定产权的事，前无古人。西方名校是没有这门学问的，因为没有这个经验基础，也没有对这类知识的需要。公有制改制过程中，要严丝合缝的确很难。最严重的问题，是后来在位的权力人物，对公司资产的形成不一定有很大贡献，有的甚至还有过负的“贡献”，但在改制中利用权力，硬要分走一大块。几年前我白纸黑字批判这种攫取行为，指出这是改制最大危险。但我也想得明白：传统公有制不改，资产被攫取的花样百出，最后的命运就是被攫取干净。只有改制彻底，攫取活动才最终失去土壤。因此我认为，叫停改制的战略，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方针，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

　　至于更一般意义上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我看过的事情令人不寒而栗。是事关中国命运的大事情，所以千万要拿准重点所在。我的认识为：权钱交易、权贵主义等等，重点是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个重点不解决，走市场之路，歪事和邪事怎样也挥之不去。权力搅买卖，搅来搅去，做买卖的非搅权力不能生存。所以虽说官商勾结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靠权力发财的商人令人鄙视，但问题的重点是官，因为官比商要难管得多。我讲过，权力不上法治的路，私产和市场终究难以上路。从历史经验看，解决社会矛盾靠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办法，以穷斗富，就是斗得个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实现法治，还是不能摆脱那个历史兴衰的周期律。

hhlyyl

牛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