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个实习大学生记者眼中的真实深圳！

SuperCFO

在网上看了一篇《上海白领的心里话》，觉得挺好的一篇文章，挺感动的。于是想坐下来也写点东西，就算个随笔吧。

其实我的背景和这位老兄差不多，天津的，家境也不错，基本上属于从小牛奶泡到大的人，只不过马上毕业，一个月8000基本上很难。那么长时间以来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类似的事，民工、乞丐、“外地人”……也不少次的感慨过、愤青过。但是最能触动我的确是今年夏天的经历。

上个学期的时候我去深圳实习，第一次挣了那么多的钱，也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了那么多事。

深圳可谓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地方，灯红酒绿、夜夜欢歌。我实习的地方是特区报社,深圳最好的写字楼之一。前面就是深圳高尔夫俱乐部的一个18洞球场，再前面就是深圳湾，海那边是香港上水。后面是香蜜胡度假村，再后面是莲花山。我上班在35 楼，无论是环境还是风景都是一流的。那时，我最喜欢的事便是坐在洗手间的大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看海。

可是当我从这里走出来，走进真正的“人间”时，我才发现，我并没有活在真实里，在那些我们视而不见的人们当中，我是那么的突兀与另类。

一次去关外的工厂区采访，因为80多个打工仔食物中毒。我第一次走进了80分贝的车间，第一次知道了他们的工资是一小时两块钱。工人进门出门都要打卡，上厕所也要打卡，时间精确到几分几秒，因为这是要扣去不能算钱的。在肮脏简陋的厕所门外，墙上挂着的打卡机是日本进口的，精工，这是我当时看到的整个厂房里最先进的东西。这还不是最“仁慈”的，因为厕所不是想去就能去的，你去的时候必须要拉长，也就是领班来顶替，生产线不能停，这才是他们所关心的。万一要赶上便秘或者拉肚子，你就会礼貌的请回家“休息”，外面排队等着上班的进来一个顶上。生产线24小时不能停。当然，休息时没有钱的，劳保、福利，对于这些打工者来讲，只在报纸和电视上才会有。我面对着他们，问了一个很幼稚，而我却最想知道的问题：“你们吃饭怎办？”一个看起来比我还要小很多的女孩腼腆的笑了笑：“门口大排档，一顿一块三。”跟我说话的时候，她没有抬头，因为手底下的活儿还要干。想起在写字楼的时候，记者们是不屑于去食堂吃七块钱一顿的自助餐的，因为花样少，开饭时间又短。

下馆子是必要的。当然，改善改善也必不可少，隔三岔五某个老板请客，或者找个下午开车去惠州吃海鲜，渔民现打回来的，你上船买，他船上做，你沙滩上吃。各种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反正吃就是了，这样一顿，三四个人最多也就两百块，他们说这些东西如果在酒店的话，每一样都要上百。不是我有钱，而是和他们在一起我根本不用花钱。我刚到的时候很天真的在报社的饭卡里加了一百块，到三个月后我走的时候，里面还剩七十九，也就是说，我在深圳只吃了三顿七块钱的饭。现在想一想，真的有点鄙视自己。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张贴在工厂大门上的喜报，曰某某某、某某某本月工作出色，废件率低于多少，给于奖励50元，二等20元，排到最后，大概是五等，奖励人民币五元，字体铿锵，颜色鲜艳。这大该就是奖金吧，不过五块钱对于深圳意味着什么，对于他们又意味着什么。这不是笑话，我亲眼所见，不知道是应该欣慰还是悲哀。在宽敞明亮的经经理办公室里，我采访了老板，一个红光满面、衣冠楚楚的台湾人，红包我没有收，因为我的手没法对不起我的良心。现在同学们可以看一看自己身上穿的，宿舍里用的，有多少是深圳、东莞、中山、汕头产的，我敢说，这些东西，这些可以堂而皇之摆在恒隆，摆在中信泰富漂亮的柜台里，标出天价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在这样的工厂区里，这样的工作环境中，由这样的人生产出来的。最后，稿子还是没有发成，因为有损深圳形象。我私下里问老记，那个红包能有多少。他说这种事，少说也有两三千吧，偶尔后悔之后也欣慰，觉得自己还有最起码的良知。

还有一回我去龙岗卧底传销。可能很多同学很惊讶，传销不是中央98年就禁了吗？
没错，政府令是发了，可那是一窝蜂的。我们的行政一直是阵痛式的，出了问题就一棒子打死，看似雷厉风行。可完了呢？那就完了，就像今年夏天的北京网吧大火和现在轰轰烈烈的围剿食人鱼，从来缺少持续性与连贯性，行政问题不能逐渐转化为法律形式。我还记得那天去的时候，为了把自己打扮的更像一个打工仔特意剃了一很傻的头，翻箱倒柜也没找到一件没有牌子的衣服。于是到东门买了一件六块钱的圆领衫，又吐血般的小心翼翼剪下了裤子上的“LEVI'S”商标，撕下了鞋上的“TEVA ”，唯一没动的是在襄阳路花一百块买来的军包，这个曾经让我觉得很时尚，很酷的东西这个时候竟然是那么贴切，那么自然。我这么做是本能，因为在我这样一个大学生眼里，作民工是需要“打扮”的。可是后来和他们在一起我才发现，这简直是多余，不是我幼稚，而是我太幼稚。其实就算你裤子上印满了“LEVI'S”他们也不会知道这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没准儿会以为是和那个F几一样的什么帅哥的名字。在“课堂”上，几十个人席地而坐，听着“高级经理”的“演讲”，从卡耐基到李嘉诚，好像连盖茨都是传销出身，而所谓“教室”，就是一个单元的客厅。听得我想笑，真的，可是看看周围那些渴望，甚至崇拜的眼神，我却笑不出来。为了采访，我认真的记着笔记，说实话，我大学四年都没记过这么认真的笔记。那天下午我记了十页，现在我还好好的收藏着，不知道几年以后，几十年以后，我是不是还可以听到这样的课，写下这样的东西，但愿不会。没错，复旦随便找出一人，谁也不会信这些鬼话，但那些同龄人会，不但会信，还会拿出4300块买一套鬼才知道的“名牌”化妆品和一个“代理”的头衔，然后憧憬着，希望着，并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着。填注册单的时候，我忍痛将“学历”写成了大专，“何处来深”一栏因为我的普通话太标准，没法写成什么西部的国家级贫困县，只好写了上海，其他的地方不敢写，怕穿帮。就是这样一份“简历”让片区经理欣喜不已，因为太“优秀”了，他一口认定我是个人才，说好好干，前途不可限量之类的胡话。他很蠢，但愚蠢在无知面前便成了睿智。在面对着西装革履，金丝腿儿眼镜背后的承诺时，可怜的人们不由得不信。晚上去“串亲戚”（他们术语，指传销者互相走访交流），我到了我住的地方，一间20平米多一点的屋子，大家打地铺，一共28个人，屋里除了灯之外唯一的电器就是一个小电扇，上海随便哪个超市都有的价格不会超过八十的那种。晚上他们很少开灯，因为交不起电费。和我住一起的都是刚退伍的老兵，以前江西一个炮兵团的，他们把自己的退伍安置费都扔在了深圳，扔给了传销。这次也是他们向报社举报的，因为别的部门没有人管。一个兵问我饿不饿，给我做点东西吃，他扛过枪的手端上来的是一碗盐水煮面条，里面什么都没有，典型的“芦柴棒”式的口粮，但这就是他们对我的招待和感谢，不是瞧不起我，而是他们有的只是这个。我吃了，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个味道现在也记在我心里。第二天，终于抓人了，高层一个没逮到，抓到的都是“兵”们，因为他们是“盲流”，等待着的是遣返。稿子还是出来了，不过是有关部门如何，一举破获特大传销团伙之流的话题。唯一让我欣慰的是后来有很多人打电话来关心这些人，其中有很多是老板，想招这些退伍兵当保安。虽然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最想的是让我们写后续报道，诸如某某公司解决就业之类。我打了无数遍那个传呼，没有人回，可能在局子里被没收了，可能他们已离开了深圳这块伤心地。

采访水客是我现在记忆最深的，所谓“水客”，就是走私者，但他们不是老板，更不是赖昌星，他们只是帮人带货的马仔。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从香港老板那里拿货，然后过关，交给深圳这面的老板，顺利的话，收脚力钱。当然，如果被抓，蹲大牢，掉脑袋的是自己。东西大概都是数码相机，手机，笔记本硬盘之类的高科技产品，因为内外差价30%，甚至还多。当然也有从深圳这面带毒品的，但那些亡命徒和普通的水客不一样，我没敢接触。和我在一起的是阿文，不是什么许文强，只是一个三年“水”龄的广东小伙子。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因为他不会，也不可能告诉我。我问他知不知道这犯法，而且罪很重。他说当然知道，但没办法，人总要吃饭，出去打工一天赚几块钱不如干这个，行情好的话一天他可以赚五百。很多人想抢还抢不到这只金饭碗呢。他还开玩笑，说自己长得不够帅，要不就可以去当“鸭”，虽然一样是卖，但总归安全系数高很多，抓住了大不了罚款。我也和他跑过几次，在香港的仓库里，看着他熟练的脱光衣服，然后把手机用胶纸绑在身上，然后套上松垮的外衣。阿文很“专业”，身上一次可以绑一百部手机，他很自豪的和我说，这样还要保证身材不走样，走路不变型。他也知道这样的代价，任何一次如果抓到了，都可以判个十年八年的。面对着他自豪的眼神，我不知道能说些什么。他们唯一的特长就是有一张香港身份证，这张卡片可以让他们每天无数次的往返于罗湖桥和沙头角，但他们又不能算作香港人，因为他们很少去港岛，更没法住在中环或者山顶。稿子最后发了，但我没有提阿文的名字，也没有和报社的任何人说，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后果。这不正义，但对得起我的同情心，我不能看着这样一个和我生活了两天的“朋友”因为我而被警察带走。

还有妓女，最被人瞧不起的“娼”。在深圳水库边上的一家茶楼，我第一次面对面，平等的面对一个妓女，第一次用上半身的理智，而不是下半身的本能面对一个妓女。

她很漂亮，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香气，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她的职业，我只能用贤淑端庄来形容她。开始她还很开朗，笑话我说如果让我看出来的都只能是洗头妹。但随后的三个多小时里，她一直是哭着说的，她说没有一个人愿意坐下来静静的听她倾诉，尤其是男人。我很少说话，因为什么也说不出来。她的话语中饱含着忧郁、无奈和愤怒。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SODA衬衫，资生堂化妆品背后的灵魂，一个妓女。她也有爱，也有男朋友，同样在深圳，但她越来越不敢面对这个自己爱的人。我问她深圳那么小，就不怕万一有一天男朋友知道。她说不会的，因为打工的爱人是不会，也没有能力来一刻千金的地方的。我知道什么叫做距离，更知道了爱情会把这个距离缩小到零。她说自己出台一晚上要五千块，但真拿到手的只有十分之一，剩下的全要上缴，至于小费，出台之前老板就会交待好，一般的客人是一千，如果是外国人或是香港佬、台湾佬则要加倍。这也是要交的，超过的才归自己，也就是说如果客人小气的话，不足的部分只能自掏腰包自己垫上。其间她接了几个电话，铃响的时候哽咽声便停止了，手机拿起之后又是温柔的声音，职业的笑容。在她眼里，世界就是黑暗的，男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男人睡醒之后会付钱。我感到惭愧，不是因为我是男人，而是身为男人除了听她倾诉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结束之后从包厢出来，她擦干了泪角，又变回了那么的贤淑端庄，唯一坚持的就是要买单，我没有争，不是没钱，而是我知道她的心会在付钱的那一刻感受到尊严，更何况她请的是一个男人。7月30号，为了赶建军节的版，我去梧桐山，去采访一个山顶哨所。那天心情特别好，坐着一辆帕杰罗屁巅儿屁颠儿出来了，在风景如画的盘山公路上，不时的看到一排排的大奔、宝马停在路边，还有一辆这辈子我第一次见的右舵莲花。我很奇怪，奇怪着偏僻的山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好车。司机用标准的广式普通话跟我解释，深圳有钱人这些日子流行到山上来打山泉，养生、健康。我恍然之余，看见右边的山沟里，一堆一堆的民工光着膀子干活，他们在铺一条从深圳市区到盐田的光缆。一边是拿钱买命，一边是拿命换钱。也许在那些富人眼里，民工们是幸福的，至少那么方便的就可以喝道那么甜的“农夫山泉”。回到报社，我看见了更不想看见的一幕：一个女人哭泣着跪在采访中心。她的丈夫因为尿毒症无钱医治，欲卖身救夫，谁能出钱治好丈夫的病她就嫁给谁。没人理她，我听见的记者和她说让她去信访中心。

我没说一句话，因为在这么多“老师”们面前我没有发言权。最后她被保安带走了，因为报社里全都装了摩托罗拉的门禁系统，她是混进来的。“卖身救夫”，这个只有小说里才有的四个字我是亲耳听到的，从一个泪流满面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妇嘴里。我不能忘却那跪下来哭泣的背影，透过这背影，穿过那深蓝色的落地玻璃幕墙，后面就是那18洞的球场和那些烈日下挥杆的“人”们……

写了那么多，我也累了，不是心血来潮，就是觉得经历了那么多应该落在纸上，就算立此存照吧。现在的我还住在北区，那个无数人投诉的地方。像很多大四的学生一样，找啊找又找不到工作。我没有钱，更没有权，改变不了什么，连自己都很难。但是我再叫水的时候不会站在阳台上大声吆喝：“几号楼几零几，送水！”我会走下去说声“请”，付了两个钢崩儿之后会说声“谢谢师傅”，我觉得这可能会让他们在同龄的天之骄子面前感到一丝平等与尊重。

我们寝食还是那么脏，那么乱。衣服穿过之后就堆在桌子上，桌子上放不下了就扔在地上，一轮完了就再拣相对干净的穿。我很懒，很少打扫，很少洗衣服，但我反对请小时工，也没请过。不是没钱，而是怕那种爸爸妈妈们在外面打扫，自己坐在屋里电脑前听音乐的感觉。


附文：《一个上海白领的心里话》

我的祖辈是农民，而且是佃农。父亲一辈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使命。由此我从小生活在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也许是祖辈的生活太艰辛，他们有的在我出世之前就走了。最后走的外婆也是在我还不大懂事的时候离开人世的。也许是父辈们自小生活太苦，他们给予我很好的生活。从小吃鸡蛋牛奶长大的我，几乎对祖辈的生活没有任何感性的认识。和很多人一样，只是因为自己从小学业优秀，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同样也觉得自己有很大能力，认为自己可以先实现自身价值，然后可以指点江山，可以济苍生。这是我大学没毕业之前的想法。

读研究生时，开始关心一点时事。但基本是围绕如何实现自身价值这个中心的。我关心财经，关心国家对研究生的就业政策，关心别人的成功之路。对那时的我来说，如何会想到农民？除了看到农民工，有点鄙视他们素质底外，没有其他的感情。毕业后，工作十分顺利，但是随年龄的增长，心里有一种苦闷与日俱增。苦闷的种子是在学生时代种下的。我有一个姨和一个伯伯还在老家。伯伯依然是农民。平时都是他们到城里来，我的表妹和堂兄来和我玩的时候，只是羡慕我，我没有想了解他们生活的欲望，因为他们的生活在我眼里是低级的，不值得花精力去研究。值得研究的只是成功人士的生活经历。在研究生的一个假期，姨妈生病，我去看她。那是一个内地小城，不富裕，但也不是很穷的地方。但是我第一次去，第一印象是觉得那儿和上海是两个世界。我和姨妈拉家常，事实上是很有隔阂的。我对于他们哪儿都舍不得花钱很惊讶。我说她应该多买些补品，她说没必要。我不理解。姨妈说：“我还算好的。还有劳保，看病不用花钱。我们单位里有个临时工，生了癌症，没劳保。就在家等死。我们劝她去看病，她死都不肯。她说她反正是要死的，不如省下医药费留给儿子。儿子以后没娘已经可怜了。可无论如何要他去读书，不能象她没文化，苦一辈子。”我听了很震惊。在这之前，我从没考虑过这个阶层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从没考虑过这样的人有多少在中国，从没考虑过比他们更苦的人怎么办。表妹也和我说她们班有个男小孩，家里很苦，为吃肉被父亲打了一顿，后来得了绝症快死了，家里煮了一锅肉给他吃，他不吃，说省给父母吃。

从姨妈家回来，我好象知道一点这个国家的另一面。回来后和父亲说，父亲淡淡地说这苦的人在上海也有，只是你从不接触，从不注意而已。后来我就开始注意这些人。从此我的生活就不踏实了。有一次我跟别人开始算最低生活费究竟能怎样打发一个月的基本开支。有人开始嘲笑我：“你以为上海人都去超市买净菜呀？”然后我去好几个菜场逛了一圈，发现即便是在菜场买菜，那点钱也不够。终于有人开导我说：“下岗工人不会去买上市菜的，人家是趁收摊时去检点菜边儿。”我再次去考察，发现真是这么会事。我开始于心不安了。平时我上下班经常打的。后来我决定能挤公共汽车就挤。

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有两个女工在说话。一个说：“我们厂算是好的，每个月还发六块钱车贴。”另一个说：“是啊，现在还能发车贴真不容易，我们厂早停发了。”我听了真的很难过。平时我坐空调车，已经觉得自己很艰苦奋斗了。可是在有的人心中六块钱的车贴却是如此重要。

我经常和父亲讨论这些现象，父亲总是说：“这还是在上海啊，内地的，老区的农民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惊诧于我的生活和这个国家大部分人的生活如此脱节。我的工作很好，也可以算是实现了自身的价值，我的每一分钱都来自工资单，按说没有一分黑钱，都是自己挣的，但我越来越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劳动的成果。

我玩得来的哥们都很优秀，薪水几乎都在八千以上。三四个哥们聚会一次花掉上千元是稀松平常的事。一次聚会，点的菜多了，一盘蛋黄炒蟹没人吃，我坚持要打包。哥们不能理解。但还是打了。第二天我跟他们说那盘菜拿出来吃呀。有个家伙说忘记放在冰箱里了，坏了，扔了。我竟然很激动，跟他们说去菜场检菜边的人，跟他们说在乎六块钱的女工。他们不说话了。最后有个人说咱们挣的都是血汗钱，每个月都交一两千的税，也算是对得起国家了。但我心中的沉重感还是没法消除。

还有一次我的一个下属在公司里说现在请钟点工很合算。他请了一个钟点工每个星期来一次，一次两小时，擦马桶，洗浴缸，窗户，拖地板。两小时一刻不停，才付十块钱工钱。我说你小子太剥削人了吧。他说你才不领行情，我算给的多的了，不信你去钟点工介绍所，一两小时十块钱，保证一大堆下岗女工跟着你跑。

我无话可说。这就是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很大一部分人的真实生活。那么这个国家中大部分人是怎样生活的呢？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他们难道不值得被了解吗？作为这个国家中有知识的一部分人，难道没有义务去了解他们吗？那么不了解一个国家的真实面目，光靠喊着民主就可以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吗？

我相信我周围的人都是些心地很好的人。为什么他们很少想到底层人的疾苦？不是缺乏良知，而是缺乏感性认识，缺乏提醒，包括我自己。象我这样成长经历的人应当不是很少，而我们从一进小学开始，就和这个社会的真实面目隔绝开来。难到没有必要补一课吗？如果我只呆在漂亮的写字楼里，每天上下班打的，业余去蹦级，去茂名南路的CLUB找点刺激。去和平饭店搞搞聚会。在巴黎春天购物。那么我不会感到什么苦闷的。我只会踌躇满志，自我感觉良好。以为我是这个国家的那一部分精英。可是，我看到了，而且我相信更多的我没有看到。所以我没法心安理得地自我陶醉。

我认为去艰苦的地方锻炼，没有错。而且我觉得毛泽东曾说过要把作家都搞下去体验生活，否则写不出东西来的观点是对的。大家都可以看看现在银屏上都是些什么？除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有多少是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服务的？不是说不要那些才子佳人，但可以少一些吧？毛泽东早年的成功应该是和他当初去农村调查，办学习班是分不开的，因为他那时了解中国。要不然，其他人怎么没提出农村包围城市一说呢？

网上各位应该是中国最有知识的一部分人。很多人以后都会独当一面的。事实往往让人哭笑不得。当我们有良知的时候，没有能力做些什么。等我们有权力开始为别人服务的时候，良知已经开始消磨。如果我们有对底层的疾苦有切身体验的过程，是不是会在做事时多为别人考虑。是不是可以延缓良知被消磨光的时间。这是在主观方面的收获。在客观行事上，也可以从实际出发，多做一些有益的实事。

另外，光靠精英是没法改变中国的。要全民自觉。要知道内地农民的很多思想是比较保守落后的。光靠精英将民主，是没法真正实现民主的。农民当中有多少是真正知道民主的？大邱庄就是一个例子。如果精英们肯下基层锻炼的同时，能给农民们送去一点民主的思想，这同样是一个收获。

最后，我只是说去艰苦的地方锻炼是一种途径，不是唯一的途径。如果网友们有更有效的途径，欢迎提出来讨论。让我们能真正地探讨一些建设性的问题。而不在无聊地发牢骚。这也许对我们以后能真正地为这个国家做点实在事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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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下了

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