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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可算是一种古老的“博爱”思想,由儒家的“仁”和“礼运”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发展而来。孔子将“爱人”含义的“仁”,加上了宗法等级制的内容,改造成了“忠恕”含义的“仁”;墨子主张“使天下兼相爱”,则又抽去了宗法等级制内容,因为庶人也是可以被举为天子的,等级制的界限已被打破了。所以,墨家的“兼爱”是对儒家“仁”的发展,更是对儒家“仁”的否定;在墨子看来,儒家不兼爱的“仁”,不能算是“仁”。“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天下之乱,起于人与人不相爱。臣与子不孝,君与父不慈,以及“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直至盗贼之害人,都是互不相爱的结果。如果天下人能“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那就天下太平了。墨子也讲“慈”、“孝”,但并不以“孝悌”为“兼爱”之本,更不主张有等差的爱,所以,其“兼爱”具有反宗法等级制的特点,因此孟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墨子的“兼爱”还要禁止“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反对贵族、富人欺压下层民众。并且,“兼相爱”和“交相利”是相结合的,墨子吸收并发展了子思学派“义”、“利”合一的思想,摆脱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讲“义”不讲“利”的片面性。“兼爱”有利于自己,不“兼爱”则有害于自身,墨子将伦理道德和功利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非攻”反映了墨家学派反对发动不义之战的和平愿望。“兼爱”主张天下人互爱互利,不要互相攻击,这就必然要主张“非攻”。当时兼并战争剧烈,农、工、商、士等庶人阶层和下层贵族都希望社会安定,墨家代表了他们要求停止战争的愿望。攻战之害,“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而且不仅被攻的国家受害,攻人的国家也要受害;由于兼并战争,将会导致“兼国覆军,贼虐万民”,古代本有一万多国,“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非攻下》)。墨子主张弱小国家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大国兼并,这一理论是战国“合纵”的先声。而要求统治者“宽吾众,信吾师”,认为这样“则天下无敌矣”,既发展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又启迪了孟子的“王道”主张。看来墨子是一个希望能和平统一天下的理想家。墨子“非攻”,但并不反对防御战,墨家的守御是有名的,被称为“墨守”。《墨子·备城门》以下的十一篇中,记载着他们制造和使用防御战具的经验。他们帮助被攻的国家防御抵抗。《公输》篇中记载,当时有名的工师公输般替楚国制造了攻城的云梯,楚国准备用云梯去攻打宋国。墨子在鲁国听到这个消息,急行十天十夜,去游说公输般和楚王。并早派了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带着守御工具,帮助宋国守城。就这样墨子用实力制止了楚国攻打宋国,及时平熄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战祸。墨子“非攻”,却也不反对“汤伐桀,武王伐纣”那样的“革命”战争,认为“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这显然汲取了《易传》思想,且直接启迪了孟子的“诛一夫”思想。墨子还把无衣无食的穷人视为“僻淫邪行之民”,主张用兵禁止“寇乱盗贼”的“淫暴”行为,认为“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节用上》)。这一方面表示墨子主张用武力维护治安;另一方面也说明墨子并不站在下层穷苦民众的立场上,他只是上层平民的政治代表,他要维护其既得利益并保护私有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