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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蔡京的经济人生 杨良成 蔡京(1047-1126),北宋权相。字元常。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水浒》中,施耐庵将其隐写,始终在幕后,如“花石纲”、“生辰纲”,他都是端坐源头的那个人,决定着许多人的命运。世人多不知蔡京是北宋有名的书法家,当时天下并称的书法四大家为“米黄苏蔡”,其中的蔡就是蔡京,只不过有人认为他是奸臣,所以将蔡京改为了他的同乡,同是北宋政治家、书法家的蔡襄。 蔡京是北宋时期有名的政治家,历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四度为相,是宋神宗以来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新旧之争,历数朝而不止,而蔡京却是新法的坚定支持者和拥护者,是王安石的新法继承人。变法顺利推行后,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一一面世,解决了北宋面临的种种危机。新法推行后,社会矛盾得到缓和,政府收入有所增加;同时还促进农业生产,全国各地兴修水利工程多达一万多处。其中木兰陂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之一,至今仍保存完整并发挥其水利效用,也是北宋政权实行变法图强所获得的一件重要历史见证。木兰陂筑成与蔡京的个人作用极为关键。 除此以外,更少有人知道蔡京还是有名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在北宋神宗时代之前,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国势,至此愈益衰敞。“澶渊之盟”,宋朝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宋仁宗时,财政“所出无多”;宋英宗时,收不抵支,出现赤字。更不堪的是,朝廷政府每年必须“赐”给西夏五万两银、十三万匹绢、两万斤茶叶,还不包括节日期间要“赠”番邦的银、茶、帛、衣等沉重负担。外患如此,还有内忧,方腊、宋江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也要耗费宋朝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面对当时社会积弊,那些原有改革者如王安石、范仲淹、晏殊、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都夭折失败。他们有的去世,有的流放,有的罢黜,有的谪贬。保守派一味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视新法为洪水猛兽,内忧外患下,新法的改革步履艰难。面对当时的财政经济危机,蔡京延续了王安石一系列有力的开源措施。在王安石看来,当时国家财困的症结不是开支多了,而是生产、收入少了。如果生产多了,钱财便会源源而来,这样财用便不会存在问题。他推行的“方田均税法”、“募役法”、“均输法”、以及“市易法”等都是围绕开源这个理论展开的。由于蔡京坚定地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收效,充实了北宋的财源,为北宋的苦苦支撑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蔡京在秉承王安石开源的财计理论时,在实务中还有创新,这就是改革了当时为杂税的税法,其中最主要的是盐税。他对商人要贩卖官盐的,给之以“引”。“引”分长、短,有若干“引”,则准做若干盐的买卖,而“引”是要钱的,这不是卖盐,只是出卖贩盐的许可证。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工商许可证的雏形。随后他又推出了茶引、酒引等,因其盐茶之法,颇为简易,所以很快得以推行。这种方法既加强了盐茶酒的专卖,又为盐茶酒的流通疏通了较为通畅的渠道,为当时积弱的北宋财政打了一剂强心针。 蔡京的另一项创新措施是推行钱引,即改革货币以及加速货币的流通与兑换。北宋年间已有纸币,即交子,神宗熙宁间,因河东苦铁钱,朝庭置交子务于潞州,后又行之于陕西。徽宗崇宁时,蔡京又推行于各处。后改名为钱引。这时的钱引已改变了纯为纸币的功效,还有兑换的性质,可以兑换现钱,比较有信用。这对我国后世钱庄业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的文化,一时未能急剧转变,以适应于竞争之故。”这是深有道理的,这既是王安石之所以变法的缘故,也是蔡京为相十七年,一直坚定地实行王安石新法的缘故。但这即将倾覆的北宋不是蔡京之力所能支撑的。历史上有许多人认为蔡京是误国的奸臣,就是认为蔡京当了这么多年的宰相,极度贪婪,他一死,北宋就灭亡了,和他当宰相把持朝政有必然的联系等等。我们看明清的贪官奸臣,诸如魏忠贤、和绅等,他们被惩治时,都搜出了巨额资产,而蔡京呢,史料一直未记载有关他的巨额资产。他到底是不是贪官呢?《水浒》中梁中书每年为他作寿都要准备金珠宝贝十万贯,还不说全国各地的官员,那么多的钱财,他转移到了什么地方,或是用到了什么地方?历史的真相,我们无法还原,但是品读蔡京的经济人生,我们发现,蔡京对我国北宋经济以及财计理论的发展还是有贡献的,特别是盐引、酒引、茶引、钱引的推广,对后世的工商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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