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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实体经济的兴衰，是关乎国家兴衰的大事。而中国实体经济的境况，似乎从未像今年这样令人担忧。
经济增速骤然下滑，投资大幅减少，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制造业步入低增长或负增长。中国最大的民营造船企业熔盛重工近期发布盈利预警，股价下跌19%;中国最大的挖掘机制造商三一重工将其年度销量增长预期从40%下调至10%;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报告其上半年营业利润下滑22%;中国最大的集装箱生产及多元化企业中集集团发布预警称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55%~75%。
国家统计局9月9日公布的数据更是令人揪心：8月份，中国工业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小幅回落，均低于市场预期。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处在历史低位。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提出：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是国有企业改革。
实际上，自今年中美战略对话之后，关于中国国企的发展问题已经替代了人民币汇率成为美国政府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
有评论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对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到威胁。
实业不兴，是美国乐见之事，却是中国最不愿陷入的经济困境。
重振实业，国企先行
实业“空心化”之忧
浙江省人大财经委前不久提供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上半年浙江企业经营效益下滑、生产经营综合成本提高，订单进一步减少，减产、停产现象增多，仅温州一地，60.43%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现减产停产。更令人担忧的是，小微企业去年以来面临的困难正向大中型企业传导，企业家信心明显下降。
不仅仅是浙江，江苏、广东等沿海省份企业，甚至大量的内陆企业，都反映今年“实在太难”。
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就直言：“我做了30多年企业，从没见过比今天更糟的局面，过去遇到经济形势不好，能知道3个月或者半年后就能回升，如今看不出低谷期是3年还是5年。”
国资委曾向各央企发出预警，中国经济开始进入紧缩时期，要做好3~5年过寒冬的准备。
事实上，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2012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首次跌破8%的心理关口，降至10年来最低点。而在微观层面，几乎所有制造业企业都步入低增长或者负增长，所受冲击远超GDP的下滑幅度，钢铁、工程机械、造船、光伏等基础行业尤甚。
武钢集团日前决定，将全年利润目标由30亿元调整为16亿元。“钢厂已到保命期，能限产的都限了。2008年都没有今年这么狠。”一位业内人士称。
与此同时，经历了“黄金十年”景气周期的煤炭行业也悄然迎来拐点，环渤海动力煤价格进入“跌跌不休”的窘境。煤炭企业开始限产保价、准备过冬，中煤集团、山西焦煤、河南义马集团、永煤集团等巨头纷纷加入降薪、裁员的行列。一些中小型的煤企日子更难过，资金链出现紧张甚至断裂的情况。
随着全球航运市场步入低迷，造船业面临订单量锐减及船价下降的双重危机。全球最大的中小船舶制造业基地浙江台州目前约有80%的船企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原总经理谭作钧预计，内地有50%的造船厂将在未来2~3年内破产。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对未来制造业的前景表现出了担忧，“制造业经营活动面临着比较艰难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外需仍在下行通道(7月出口增速已降至1%);另一方面国内需求仍未明显回暖。”
日前，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2012中国500强发展报告》称，在中国企业500强的个体规模和总体规模大幅扩大的同时，利润额出现负增长的企业数量大幅增长，多个行业绩效大幅下滑。上榜的实业企业数量已连续5年减少。
报告还指出，实业企业与金融企业存在悬殊的利润差距，长此以往，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必然流出实业，流向金融行业，我国制造业也必然出现“空心化”趋势。
“温州一个拥有1000多名工人的企业，苦干精算，一年利润刚百万，而该企业老板的妻子在上海买10套房子，8年后轻松获利3000万。不少靠实业起家的企业家，现在只把企业作为融资的平台，实业空心化、资本投机化、资产泡沫化的状况日益严重。”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坦言。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表示，制造业由于其极具稳定性，是各个国家的根基。美国在金融危机后选择制造业回流，正是由于制造业对稳定国家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是什么让实业减速
“经济放缓、增速下降、限制增多是制造业企业利润直线下降的主要原因。”胡迟认为，我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时期，由于转型升级所需时间长、成本高，再加上整体外部环境较差，造成行业整体利润率较低。
此外，资源和环境瓶颈收紧、原材料涨价和人民币升值也被普遍提及。但在很多企业家看来，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税负高、融资难等国内因素，才是压垮企业的更重要原因。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仍在于当前的经济体制存在不足。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分析称，国家相关部门将法律、政策、资金强力扩张，挤压民营经济的空间，导致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衰弱，不仅使经济增长难以维系，而且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表示，在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我国大企业长期高速成长所依赖的基本条件正在改变。
重振实体经济的路径
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看来，中国尚未完成产业结构转型，走虚拟之路不但逐不到利，而且因融资成本高、民间高息借贷等原因，出现了许多盲目扩张、涉房涉股企业的资金风险，也影响了众多相互担保企业的正常经营，如不及时采取有效化解措施，对经济稳健运行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如何推动资本回归实体经济?在许多人看来，遏制投机，尤其是房地产业领域的投机是首要任务。
旭飞集团董事长黄少良认为，虽然我国房地产调控达到了预期目标，但前期更多是对楼市基础制度的修复，从限购、限贷到房产税，政策不断调整、不断加码，主要是为了搭建一个适合我国楼市的调控制度框架，而效果只能说才刚刚发酵，只要坚定调控决心，力度不放松，房价合理回归的预期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不少地方尝试给楼市松绑，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取消房地产市场现有调控政策，房价可能很快反弹，资产泡沫可能进一步膨胀。”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宋林飞表示，“房市必须变投机投资主导为消费主导。”
不少专家表示，只要楼市股市的暴利还存在，只要市场还有大量的投机空间，资本就很难回归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发展就很难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因此，打击暴利、遏制投机，是资本回归实业的前提。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教授卢峰指出：“正是基于中国制造长期依托的低成本优势已难以为继的现状，在参与国际竞争中，以国企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必须尽快打造出新的优势。发展实体经济，壮大自身实力，成为势在必行的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亚男指出，在呼唤重振实业之时，必须注意到一种良性的实体经济“收缩”现象。以上海为例，2011年共调整淘汰落后产能2873项，关停危险化学品生产及储存企业149家看起来，实体经济的“领地”大大收缩;但2011年上海工业总产值达到32087亿元，同比增长7%;“十一五”期间，上海工业以年均4.2%的投资增长、年均4.6%的能源增长，支撑了年均11%的产值增长和年均17.8%的利润增长。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邵志清提醒：“在我们重谈‘实业兴国’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地搞‘复建’运动，而是要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步进行。对上海来说，要充分利用传统产业基础来发展面向未来的现代工业体系。”
对此，有专家提出，国有企业在国家转型期，始终应把投资重点放在事关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与方向的产业、行业以及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方面，把一般性竞争行业的发展空间留于其他投资主体共享。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大型企业特别是国企，以其强大的产品和资本运营能力，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支撑，并决定着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和增长潜能。
因此，培养国企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国家竞争实力，成为新的责任主体。
国企一定要继续做大做强
让美国感到威胁
“没想到美国人会如此关注中国的国企。”安邦咨询合伙人贺军说。前不久，作为美方在中国访问期间唯一选择的智库，安邦咨询刚刚和美国国务院首席经济学家海迪瑞迪科进行过一次深入交流。虽然是一次非正式访问，“但要知道，美国人向来只关心人民币能否升值。”贺军坦言，海迪瑞迪科对中国国企的发展看起来很关心。
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年初发表的《美国对中国公司发动攻势》一文指出，“美国贸易官员们对美中商业冲突的核心环节受到大量保护和补贴的中国国有企业，发起了协同攻击。”
今年5月，在中美战略对话中，美国政府破天荒地不再拿汇率说事，而是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提高中国国企红利的上缴比例。
有评论指出，国企上缴利润天经地义，可这事由美国向中国政府郑重提出，却显得有些唐突。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今年表示，美国希望全球商务领域能够实现“竞争中立”。对此，美国副国务卿霍麦茨直言不讳地指出，“竞争中立”原则主要针对中国，“因为中国国有企业近年来凭借政府支持，实力大增，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对美国企业构成巨大挑战”。
“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出大的问题，也没有引发大规模的职工下岗，成为中国抵御金融危机重要的稳定因素。”中国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坦言。
而与此相反，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欧美国家的实体经济被投机性的虚拟经济捆绑，国家经济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失去原动力，因而陷入了经济衰退的泥潭。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有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对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到了威胁。
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1年世界企业500强中，共有59家中国国企榜上有名，其中中石化、中石油和国家电网更是位列前十。这59家国企中，当年新增的超过10家，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
尤其是作为国企核心的中央企业，表现出更充分的市场活力与竞争力：“十一五”期间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上缴税金和税后净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均实现了翻番，年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15%。
即使是在最困难的2008年，中央企业利润同比虽下降30.8%，但上缴税金不降反升，达到10426亿元，同比增长18.6%，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17%，成为社会事业的支撑力量。
理性助力国企
然而，与国企的贡献相对应的并不是褒奖，公众往往会将国企和垄断暴利、高薪低效、腐败浪费、与民争利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部部长许保利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有国有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又是国有企业与公众之间日益密切关系的反映;同时，这也是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国内非公有制企业均是市场竞争主体而难免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反映。
“我们不能否认，国企自身存在需要改革的问题，但用诋毁的言论来形容中国经济的堤坝难免有失公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亚男坦言。
虽然中国社科院已经连续多年在其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中表示，国企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要远远优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但有些声音一直不肯承认这一事实。
这样明显的偏见近年来屡见不鲜。对此，有人认为，是时常传出的有关国企的负面消息，给一些人留下了口实。
“问题在于，哪个企业没有些负面新闻呢，为什么总是国企在挨骂?”财政部财科所一位教授认为，“退一步说，如果这些言论真是出于完善国企发展而提出的善意批判和建议，当然也很欢迎。可现在有些人一提到国企，只有诋毁甚至是谩骂，缺乏全面客观理性的分析和思考，乃至连国企的正面消息都不肯承认。”
“国有企业既有市场经济中企业所具有的一般属性，又有不同于其他一般企业的特殊属性，比如承担的公益责任等。”他感慨道，这使得国企很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一些将西方经济理论视为绝对真理的人，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述财政部财科所教授坦言，“有的人往往将国企视为市场经济中的‘异类’，偏颇地认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残留物，只有彻底‘消灭’国企才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在有的人眼里，国企发展究竟是好是坏并不重要，只要存在就是一个错误。”
陆亚男认为，西方一些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适用。同时，应该注意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组织在全球推行这些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式背后的用心。
现实情况是，很多国企不仅跻身世界500强，还通过商品贸易、对外投资、资源收购等方式，开始在境外市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美欧等跨国公司的强劲对手，打乱了跨国公司的发展布局和扩张步伐，对其利益最大化构成了直接挑战。
在陆亚男看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作为中国经济中流砥柱的国有企业变成外部集中攻击的对象“只是时间问题”。
有评论认为，对于目前出现的“倒中国国有企业”的思潮，实质上是以想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目的。
“关键问题决不允许动摇，国企一定要继续做大做强。”卢峰坦言，在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就是企业间的竞争。所以，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保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既是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的要求，也是出于国家战略的需要。(记者刘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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