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槽”——多元选择及其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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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槽”——多元选择及其社会效应

【 作 者 】石清

【作者简介】石清，女，1968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北京 100871）

【摘 要 题】本文采用观察法、访谈法及个案研究等方法对发生于个体层面的职工“跳

槽”，即企业劳动制度改革而致的劳动者自由流动现象进行探讨。文章首先界定“跳槽

者”概念，并依其不同的行为结果将跳槽行为分为A、B、C三种类型，即具有一般社会意

义、具有特殊社会意义、具有特定社会批判倾向的职业流动行为。对“跳槽行为”的社

会效应分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对已有劳资关系的挑战，对“劳动者是什么”的重

新认识，以及“跳槽者”以职业边缘形态构筑的私人生活领域。

【 正 文 】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分化

，特别是出现了大规模的、结构性的社会流动。其间，尤以两种形态的社会流动现象为

代表，即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及其引发的农民工进城的“民工潮”现象

；二是企业劳动制度改革而致的劳动者自由流动。对这两种形态的社会流动现象已有的

社会学研究，或从社会结构变迁的动态意义，揭示其类型和特征，（如，李春玲，1997

）；或从组织化角度，分析、判断其社会效果（如，“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

课题组，1997）。本研究则关注于发生在个体层面的另一类劳动者自由流动现象——职

工“跳槽”(Job-Hopping)现象，并将视点定位于“跳槽”行为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一、研究定位及方法选择

就中国国情而言，发生于城镇，特别是城市的单位职工“跳槽”现象，就时间维度

看，较之于农民工进城的“民工潮”现象，可谓更具有现代性的社会行为现象。“民工

潮”的行为结果，行动者由传统社会身份转变为现代社会身份；而“跳槽”的行为所致

，将可能使行为者不断丰富、扩大、延展“现代性”的社会文化蕴涵。

就空间维度看，“跳槽者”较之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自由流动具有更多的现代性的

社会行为资源优势，特别是一些“跳槽者”以其现代性的社会行为资源优势，参与了营

造中国社会结构中前所未有的私人生活领域的重大社会实践，并在其中扮演着独特的角

度。其社会行为结果，不可能不对目前所发生的社会结构转型，特别是新的社会价值观

及社会规范的构建发生影响。

缘于上述定位，本研究选择观察法、访谈法及个案研究。因为，其一，“跳槽”社

会行为大量的、普遍的是行动者以个体为单位而发生的，但其行为结果具有一定的普遍

性社会意义；其二，“跳槽者”的行为动机更多地涉及到一些私人生活领域及独特的生

活经验；其三，由于研究条件有限，不能做大规模的量化研究，而此项研究又带有一定

的尝试性。此外，我们也援引了一些统计资料，以做些量化描述。

二、对“跳槽者”的社会行为分类

何为“跳槽者”？目前所观察到的“跳槽”行为大致可分为几种类型？我们循此展

开对“跳槽”这一社会行为的定义和分类。

1、何为“跳槽者”

“跳槽者”是指那些以原有的职业身份资源为依托，以职业流动方式，主动地或自

觉地选择、塑造自我理想职业生活的职业行为者。

首先，“跳槽者”是一个从事于某一社会职业的职业劳动行为者（包括自由职业者

）。只有当一个行为者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职业身份背景时，才有可能成为具有职业流动

意义的“跳槽者”。

其次，“跳槽者”的跳槽行为是以其原有的职业身份资源为基础的。这些职业身份

资源包括：①社会通过企业或单位对职业行为者的全部投入——文化教育成本、专业技

术培训成本、劳动及福利保障；②职业行为者所积累的业务关系、专业技能经验及职业

生活经验；③可供持续消费的职业劳动报酬（包括企业或单位以货币及实物形式付给的

全部收入及福利性住房、医疗等的消费）的积蓄。这些职业身份资源提供了职业行为者

发生“跳槽”行为的物质基础。

再次，“跳槽者”的跳槽行为大量地、普遍地是其主动或自觉地选择并发生的，即

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虽然，其间有些“跳槽者”可能是由于职业单位的某些环境压力

——如人际关系等——而被迫“跳槽”，但在迫于无奈的被动性后面，却也蕴含着一定

的个性意愿。其行为动机都是以力图把握自我职业生活，或至少是不甘被操纵为前提的

。

再其次，“跳槽者”的跳槽行为是以劳动力自由流动为社会前提的。正是我国社会

自改革开放以来推动的劳动制度改革，及引入市场机制而形成的劳动力市场，为“跳槽

者”提供了自由流动空间，才使得自由择业的跳槽行为得以实现。

2、“跳槽行为”的类型分类

观察并分析“跳槽行为”类型，可以“跳槽者”的行为动机为入手，但应以其行为

的社会结果为归缩，依此才可能作出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解释。

首先，就目前所观察到的“跳槽”行为动机看，大致可概括为四种驱动因素：①经

济因素——追求经济上的高收入；②地位因素——提高职业、职务的社会地位；③环境

因素——改善人际关系处境；④价值评价因素——满足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人生需要

（后附的个案访谈节选资料一、二便是两个例子（注：限于篇幅，仅附两份个案访谈节

选资料。））。其间，每一种驱动因素既可能单独地、突出地作用，也可能综合影响到

跳槽的行为选择。而“跳槽者”的跳槽行为的动机水平，既可能是某种自觉的理性认同

，也可能是被逼无奈的一种行为反映，或是经验性的惯性作用。而当跳槽行为主要以第

四种驱动因素——价值评价因素为行为动机时，那么，这一跳槽行为不仅反映了“跳槽

者”的理性行为水平，更昭示了前述跳槽行为所具有的“现代性”的社会文化蕴涵和新

型社会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社会意义。

其次，从跳槽者的成份构成看，具有如下特点：①文化素质较高。如，据北京市统

计局城市调查队1995年上半年对北京市各类人才市场人才交流会的问卷调查（注：本调

查向570名进入人才流动会的应聘人员发放了调查问卷，请回答者当场填答，最后，共回

收有效问卷564份。），在被调查的564名人才流动的应聘者中，大专文化程度者占49.6

%；大学程度占36.5%；研究生占10.5%，其中硕士学位者占9.4%，博士学位者占0.71%；

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共为3.4%。②专业技能较强。如，据同项调查显示，在这些人中，具

有专业技术职称者占79.1%，其中中级达37.1%，高级占3.4%；74%的人会使用电脑，43.

8%的人曾担任各类行政职务；其专业构成为工科占32%，财经占24%，理科占14.4%，文史

占9.8%，行政管理占5.2%（王建华，1995）。而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同期，国有企事业

单位平均每万名职工中，专业技术人员仅有1766.7人（注：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提

要(1996)》，第273页。），约占17.67%。③具有年龄优势。如，在上述调查中，35岁以

下者占此项被调查者的89.1%（王建华，1995）。

当我们仔细观察并分析个案时，可以看到，目前发生的跳槽行为，就行为结果看，

有三种类型：

A型跳槽行为——具有一般社会意义的职业流动行为

A型跳槽行为主要是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单位、职业之间比较机会成本和预期收益之

后追求劳动收益最大化的结果。机会成本是指劳动力为流动或不流动而牺牲的收获或付

出的代价。其主要包括：①工资或收入。②制度成本：对城市职工主要是指工资以外的

福利收入；对农民主要是指市场准入成本，如对农民工进城的就业证及发放制度等。③

转业培训成本。④风险成本，即劳动力对流动后的新收益预期不准确，而可能承受的损

失。⑤跨区域流动的迁移成本。⑥放弃与获得的闲暇。⑦增加收益的转变机会。⑧非经

济因素，如社会地位、个人爱好或自我价值的实现、生活质量等。预期收益就是劳动者

预期流动后所能得到的收益。当预期收益大于机会成本时，劳动力一般采取流动行为；

当机会成本大于预期收益时，劳动力一般终止流动行为（沈卫平，1995）。来自江苏吴

江盛泽镇的一项典型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参见附后典型调查资料节选一）。

B型跳槽行为——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职业流动行为

B型跳槽行为除具有A型跳槽行为的一般社会性质外，更有其独特性，即一些“跳槽

者”以职业流动为手段追求并营造私人生活领域。他们之所以“跳槽”，是以扩展、提

高私人生活领域质量及个人的自我价值实现为首要追求的。其间包括：中等偏上的现代

化物质生活需求；较多的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独有的兴趣、爱好及个性化的生活方

式等（参见个案访谈节选资料二）。其中，更有甚者是以“跟着感觉走”——不为职业

生活的种种社会规范（如职业规范、劳动纪律等）所制约——为尺度来决定“跳”或“

不跳”，或“跳”向何方。“感觉”茫然者，可能“跳”得失败；而清醒者，则“跳”

得成功。当然，他们不以这种“跳”的成败结果“论英雄”，只要敢“跳”，并敢不畏

失败地不断地去“跳”——追求“跳”的经历——以丰富、实现个性化的人生就可以了

。

C型跳槽行为——具有特定社会批判倾向的自觉行为

C型跳槽行为亦可视为一种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职业流动行为。其与B型跳槽行为的

区别在于，C型跳槽行为是以对现代社会制度中某些制约人类的和谐、完善发展的弊端持

有自觉的批判态度及其创新理念为基础、为追求的。他们可能从批判固有的社会思想、

文化层面入手，追求“做人的味道”（王小波，1997，第1-10页）；也有的从人的生命

状态及其现实的生存弊端切入，以探寻人的终极归宿。“跳槽”对于他们而言，只不过

是冲破思想、生命的桎梏，追求超越自我、归复本体的必然结果。

三、“跳槽行为”的社会效应分析

论及跳槽行为的社会效应，应以其客观结果为依据：其间，有些可能直接呈现出来

，有些则是间接地或逐渐地表现出来。就第一种而言，我们只需作出客观描述；而就后

一种而言，则需要我们对“跳槽行为”结果作出分析，以获得对其间接效应有某种程度

的认识。依此，我们认为，“跳槽行为”的社会效应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既有的劳企关系受到挑战，“劳动者的本体意义”的问题将被重新认识

原有的劳企关系建筑于对劳动力角色的劳动价值期待之上，并以保证和提高劳动者

的再生产能力的相关投入（如劳动技能培训、劳动福利保障等）而维系；在改革开放前

的旧体制中，劳企关系还受到特定的意识形态的价值约束——要求劳动者的“奉献”精

神和企业的“办社会”“准政府”职能，从而增加了劳企关系中社会成本的含量。改革

开放后，企业引入市场机制，劳动者的劳动力属性被强化并清晰地显现出来，劳企关系

中的劳企边界开始澄清，劳企双方都要受到市场价值规律的制约，并以契约关系明确各

自的身份、权力及义务。这就要求一方面，作为劳动者，要对劳动力角色予以自觉认同

及具备相应的市场行为能力；另一方面，作为企业行为者，则应以市场价值规律的相应

规律为行为边界，认识和处理与劳动者的关系。

然而，“跳槽行为”是劳动力的一种“高频流动现象”（申晓梅，1996）。据上述

北京市的调查，在564名人才交流应聘人员中，有50.5%的人“跳槽”在两次以上（王建

华，1995）。这就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跳槽者”是以不断更换职业，追逐边缘效应的“

最大化”利益原则定位自己的角色身份的。而且，其间的B型、C型行为者，他们不仅要

求较高的劳动收入及相应的成就感、自尊和一般意义上的自我实现，更从生命体验的维

度出发，打破人生历程的时空阻隔，追求过程即是结果的生命现实价值，从而将“劳动

者”的角色扩展为社会体验者、批判者——只不过是经过劳动者这种独特的职业触角去

体验人生、批判社会罢了（参见附后个案访谈节选资料一、二）。实际上，如此定位的

劳动者已经不同于上述既有的劳企关系定位中的劳动者了。

既有的劳企关系对劳动者的认识是建筑在两个基本假设上的，即：一，劳动者是可

以创造劳动价值的劳动力；二，劳动者是具有再生产能力的劳动力。依此，劳企关系的

利益边界被确定下来。在此基础上，又派生了有关劳动者行为的两个假设：三，劳动者

是具有理性行为能力的劳动力；四，劳动者是追求最大化劳动利益的理性行为者。基于

此，对劳动者的行为预期亦被确定下来。然而，“跳槽者”的“跳槽行为”于此基础上

引入了一个时间变量，即将对“劳动者”的假设又扩展出一个假设五，劳动者同时是一

个有生命预期的理性行为者。而在前述四个假设中，劳动者是被予以静态定位认识的，

是被视为没有生命预期的。

可能有人会指出，既有劳企关系对劳动者的认识是有生命预期理念的。然而，那完

全是另外一回事——在那里，劳动力的价值和利益是随着劳动者生命力的自然衰变而被

工具化地处理的，因而有“强”、“弱”劳动之分。而在“跳槽者”的感受中，其自身

不仅是一个劳动力，更同时是一个有现实生命感受力的活生生的人，要让职业生活为自

己的这份“自由自在”的生命感受所服务（参见附后个案访谈节选资料一、二；文献节

选资料一），而不仅仅是感受自己是个能够挣钱的“劳动力”。他们把“跳槽”作为检

验自我生存、发展能力的一种手段，寄希望于通过对职业不断地选择、调整而达到个体

的最佳生存状态。

“生命预期”的引入，使得劳动者改变了以往被支配、被工具化的社会定位，以一

种动态的、瞬间的生命主体性打破了相对静态的生命生存空间的制约，亦迫使企业行为

者正视这种灵活多变的劳动者的生存空间移位带来的种种利益损失及协调问题，如：①

商业失密——“跳槽者”带走原单位的技术经验和资料，并私自转让、泄露商业秘密。

②市场流失——“跳槽者”将在原单位建立、积累的营销关系及企业市场擅自带走，甚

至转至“挖人才墙角”的企业竞争者手里。③企业人才素质下降——“跳槽者”中高学

历、高技术职称者比例较高，高素质人才的高流失率，使得企业人才断层，人才素质下

降。如，据一项相关调查，北京市原经委系统某总公司35岁以下的科技人员流失率达76

%；另一国有大型企业1990年以来分配的16名大学生中，13名男生已全部“跳槽”到商海

或外企；就连大中型企业掌握一定技术的青工的流失率也已达35%。北京某大学十年来青

年教师累计流失62%，而且走掉的多是最短缺人才（转自王建华，1995）。据日本经验，

培养一个高级管理人员需16-20年，而要形成一支企业管理的专家队伍需10-12年。所以

人才一经流失，其有形或无形损失难以估量（转自申晓梅，1996）。

如果对劳动者的假设五得以成立，那么既有的劳企关系将不得不重新认识。首先，

谁是雇主？“跳槽者”在追逐更换职业的边缘效应的同时，已经把“为自己干”的理念

引入其行为预期中——即使其暂时处于“槽”中，也是以“自己雇自己”的心态泰然处

之，从而打破了既有劳企关系中企业行为者支配格局，模糊了雇与被雇的身份边界。其

次，怎样处理非理性因素？一些“跳槽行为”的发生含有相当成份的非理性因素，如“

跟着感觉走”，“跳槽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种非理性的感觉——直觉在挣脱既有的

关于“劳动者”的理念桎梏，从而获得以职业触角感受生命、丰富社会生存内涵的支配

权。而既有的劳企关系是以对劳动者的理性能力为假设前提而确定利益边界的，企业行

为者对于劳动者的生命直觉价值的漠视，使其不得不遭受如前述及的商业失密、市场流

失、人才素质下降等的损失。

2.“跳槽者”以职业边缘形态，构筑私人生活领城

改革开放前，就个体层面而言，社会成员以“单位”生活为其人生主要生活内容。

一位劳动者的生活利益和生存价值被所在企业单位“承包”终身，其在家庭生活中所论

及的话题、所遇到的问题绝大部分都不过是班上劳动生活内容的延伸，因而“家常话”

即是“班上话”；加之社会较大地排斥、否定私人生活价值，私人生活即是公众化的生

活，对于一个劳动者而言，亦即是职业生活，因而从社会层面上讲，私人生活领域让位

给公众生活领域，并较大地被公众生活领域所淹没、所替代。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结构中出现了“自由流动空间”与“自由流动资源”（孙立

平，1993），社会成员得以藉此使个体从“单位制”（李路路、王奋宇，1992）和公众

化生活领域中剥离出来。然而，现有的社会评价体系仍然以社会成员的制度化的正式社

会身份地位为核心，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也仍然是以此“中心”评价为基准，调整并确

定个体的生存价值，“经商热”、“文凭热”、“职称热”等种种追逐社会“中心”评

价的社会行为，便是其显现。

但是，“跳槽者”则不然。当以更换职业为触角体验人生时，他们已自觉或不自觉

地将自己置于制度化的职业生活的边缘状态，并以“自我感觉”为尺度进行自我评价：

“我认为人的成功不是别人觉得你成功就算成功，而是需要人自己觉得成功。”（见附

后个案访谈节选资料一）；“我认为一个人自己满意自己的生活就是成功。”（见附后

个案访谈节选资料二）。特别是C型行为的“跳槽者”，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抛弃

了职称、学历等正式社会身份地位，并以“乐而不返”的行为及“陶然而乐”的独特鲜

明的个体生活方式，建构起了确立私人生活领域的“边缘评价体系”——张扬生命自我

评价的合理性，给生命以个体价值及私人生活的合法空间。

跳槽者以其独特方式营造私人生活领域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他们并不反对现有的社会价值评价中心体系，而是以选择边缘的行为张力—

—开放的心态、多元选择的自主性，建构出一个“边缘评价体系”，以追求并实现生命

自我评价的合理性。这一行为的意义不仅在于一般所认为的我国社会生活已经出现了多

元化倾向，而更重要的在于这种多元化的根基是深植于行为者的主体意识中的，社会的

制度化安排只不过是一种外在条件——或阻碍、或催化行为主体的多元化选择而已。

其次，绝大多数跳槽者是以前述论及的原有的职业身份资源为基础构筑私人生活领

域的（私人生活领域的构筑行为也是多元化的。以“跳槽”这种选择职业边缘形态，构

筑私人生活领域，仅是其中的一种行为模式），这就使得“跳槽者”获得了较强的构筑

私人生活领域的行为能力。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化条件，以及人才市场的制度化安

排，则提供了跳槽者凭借这种独特的行为能力，开辟出私人生活领域的合法空间。

再次，他们以“生命—生活”话语的社会认同，营造私人生活领域。在他们的日常

话语系统中，几乎听不到社会宏观叙事话语（如“社会责任”、“社会抱负”），甚至

也难得听到职业叙事话语；即便涉及属于这些公共生活领域的话语，他们也在有意无意

地回避，或者巧妙地将其转换成私人性的微观叙事（如“我不想说自己觉悟有多高”，

见附后个案文献节选资料一）。从他们那里常常听到的是和个体生命——生活质量相关

的微观叙事话语，如“我的兴趣”、“喜欢”、“生活待遇”、“感觉”等等（参见附

后个案访谈、个案文献节选资料）。可以说，他们是以“生命—生活”话语寻求社会认

同，从而营造私人生活领域的。然而，他们的微观叙事话语又不同于寻常百姓的柴、米

、油、盐式话语，而是具有对个体生命——生活质量的主体自觉，并且是以“高消费”

为话语基调的。甚至，他们中相当一批人在“高消费”话语情境中，常常持有一种精神

的、文化的自我观照，例如“我认为金钱是追求精神的基础，如果没钱，我就不能追求

精神，现阶段可以用这个评价，将来应有变化。”（见附后的个案访谈节选资料二）。

当他们以“生命—生活”话语的社会认同营造私人生活领域时，他们中的B型、C型

行为者是恪守着“个人隐私”原则的。虽然他们是以微观叙事为交流、为认同，然而却

都“井水不犯河水”，对个体私人生活具有一种“边界”意识，绝不随意探询、妄加评

论。

当社会处于结构转型时，行动者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会异常突出。个体将面对原

有社会规范及制度安排逐渐解体，新型社会规范及制度安排尚未定型的社会规范及制度

“真空”，并因此而承受异常沉重的社会行为选择及社会生存压力。此间，那些处于社

会文化资源相对优势地位的社会行动者所面临的角色困惑及行为选择更具有代表性——

既要满足基本的社会生存（在我国现阶段即为现代化社会生存）需要，又要满足自我实

现乃至自我超越的个性全面发展的需要，而“跳槽者”中，处于此种社会境遇者居多。

因此，对“跳槽行为”的研究，将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认识处于社会转型状态下

的行动者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制度化安排与个体行为能力的关系等更具有一定的理

论意义。

附：个案访谈节选资料一：女，外企职员

我今年29岁，大学学的是英文，现在做行政工作。我从小就没和父母一起住，一直

是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对于现在的工作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每次走进这个棕色的方块（指办公楼），

我都感到象进了笼子。我从来不愿意在办公室多呆一分钟。我现在在自学中文，我想以

后从事文学方面的工作。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很不错，可是我知道这不是

我想要的。我认为人的成功不是别人觉得你成功就算成功，而是需要人自己觉得成功。

我感觉的成功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我有一个学历史的朋友总说从漫长的历史来看，人

生其实真是很短的。我搞文学也不是为了出名。我也认识一些文艺界很有名气的人，但

我感觉他们并不自信。所以我看人也不会在意外表的一些东西，我更侧重人的本质，比

如诚实，善良，正直，包容都是我很看中的。我还在这工作是因为我现在学的是很基础

的中文，而且我也需要养活自己。我知道我选择的道路会很艰苦的，但我已下了决心。

我想我将来肯定是要辞职的。

个案访谈节选资料二：女，外企职员

我今年32岁，病理学的医学博士，现在做医疗器械的销售工作。我父母都是知识分

子，做教师的。

当时我并不特想去公司。那时大家都出国，我也出去过，感觉并不好。但当老师带

学生我觉得没有挑战性。我的论文题很小，我花了那么多钱做的研究却局限在一个很小

的范围，看不出对医学发展的贡献。我也希望体现社会价值，我认为体现的标准是报酬

。在事业单位没区别，我觉得我能干报酬也应当多。老一辈可以做奉献，现在成功不是

名就是利，我成不了名就求些小利。我原来本科毕业时还很想上学，读博士很自然，只

看到他们的生活，比如我导师很有威望，但接触久了我觉得他们走的路不是我想走的，

让我失望的是他们的生活待遇。我觉得自己是博士不值得提，我只不过比别人多读了几

年书，别人工作也有收获。我对这个看得较轻，我的导师的今天就是我的朋友，我不想

像他们那样。

刚开始时公司工作与自己的想象有差距。我现在卖的东西与原来还有联系。拜访客

户时会遇到同学，他们没有特别的感觉，但自己有些不好意思。与原来工作最大的不同

是在人际关系中的位置不同。我对自己的现状不是很满意。还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我

的期望是报酬不断增加，职位提高。刚进公司时我希望能充分利用我的背景，要不多年

的教育就白费了。但实现的可能性不大。我给了自己三年，如果适合就应有成就，我把

现在当作一个过程。

我换工作时征求过我先生的意见，他是医生，很支持我。我的导师70多岁了，说要

是去公司过渡还行，做生意不行，让别人看不起。因为我走原来的路还是有条件的。现

在社会上评价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为人还是很重要的，令人尊重在各行各业都是成功的

。工作要成功，如在学术界成果就比较重要。我认为一个人自己满意自己的生活就是成

功。社会上基本以金钱来看成功，我不认可这个标准。我认为金钱是追求精神的基础，

如果没钱，我就不能追求精神，现阶段可以用这个评价，将来应有变化。

典型调查节选资料—（转自沈卫平，1995，第51页）

……

江苏吴江盛泽镇为富饶的华夏第一镇。该地区市属主要的10家企业，在1988-1990三

年中，当年跳出企业的占招进企业的人数比分别是93.8、117.8、96.1，市属企业成了熟

练劳动力的“培训基地”。以市属绸缎炼染二厂与镇办盛泽印染总厂相比：91年炼染二

厂职工人均收入（工资＋奖金＋津贴）4456元，在全市市属工业企业中居领先地位；同

年盛泽印染总厂人均收入超过7000元，两厂差距2500元。同年炼染二厂的人均福利费用

约1200元，而盛泽印染总厂福利费用则微乎其微。精明的职工比较两厂的劳动收益，发

现就是把福利收益也算在内，炼染二厂的收入仍低于盛泽印染总厂1300多元，于是纷纷

向高收益企业“跳槽”。

个案文献节选资料二（转自《三联生活周刊》，1998.5，第30-31页）

造飞机的人（记者 李孟苏）

总是乐呵呵的原永民办了中国第一家私营轻型飞机制造公司，厂址位于北京西北郊

鹫峰脚下的北安河乡。厂内的停机坪上有他工厂里造出来的“鸭式”飞机：螺旋桨在后

面，水平翼在前面。重量仅有200多公斤的小飞机看上去轻巧得不堪一击，但据小原（认

识原永民的人都这么叫他，他可不小，40岁左右吧）说，“这种飞机能抗螺旋（一种失

速下坠的危险状态），还可以滑翔飞行。”

小原的飞机厂名字叫‘科源’，他在中关村科学院南路上还有一家同名的四层楼酒

家。开飞机厂有5年时间，投入的2000多万元，全部是这个酒家赚来的钱。

小原的经历简单又复杂，“会让你失望”：“文革”期间初中毕业就进了餐饮业，

后来念了函授中专。但是平凡生活中隐藏的冒险念头却时时在蠢蠢欲动。1986年小原辞

了公职承包一国营餐厅，1993年揣了500万元到南京，花340万元买下了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轻型鸭式飞机的专利。然后开始造飞机。

“为什么要造飞机？喜欢飞呀，小时候想当飞行员，到现在还有蓝天情结……最主

要还是喜欢冒险。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是不是外行人太莽撞？我现在正在考飞机员执

照，然后驾驶自己造的飞机在蓝天上飞。”

……

“我不想说自己觉悟有多高，是为了振兴民族工业什么的，但我不愿掩饰这种小飞

机除了美国就是科源公司能够生产这个事实。美国人来厂里参观，说这里将会发展成中

国的波音公司。我想我有勇气承担这个责任。”

小原是个很精明的人，他明白一旦把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纳入经济运行的轨道就必

须做到什么。所以他在政府部门、新闻媒体面前有良好的公众形象——“为了减少前进

的阻力”。

……

小原的飞机售价只有25万元人民币，包括各种证件（飞机证除外），但1997年只卖

掉了两架。5年前陶出340万元的时候，小原对他“游戏人生”的“后果”有一定估计，

但随后巨大的代价和严峻的现实确实令他有一丝沮丧。1998年的订货单让小原又恢复了

信心，30多架呢。“到2000年，我们有希望占领国内小型飞机市场的70%。”

小原对自己比较满意，因为他在兴趣和现实之间游动得挺有余。“我还算幸运啊，

毕竟干的是自己想干的事。”

【责任编辑】王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