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个世纪,也就是19世纪末期,一个名叫“资本主义”的富翁,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这个富翁很有钱,请来了一大群名医——各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来为他治病,这些名医,长期从“资本主义”这里得到了好处,因此也真心诚意地想要挽救这个垂死挣扎的老人。但是,他们一不知道这个富翁得的是什么病,二不知道这个富翁得病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大家都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治疗这个垂死的病人,无可奈何地眼看着这个富翁一天天地衰弱下去,很快要死亡了......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专治社会病的名医,名叫马克思。他经过仔细诊断,并且翻阅了大量的典籍,终于明白了,这个名叫资本主义的富翁,得的怪病是人类历史上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叫“经济危机”,这种病总是周期性地发作,每发作一次,都让这个名叫资本主义的这个富翁迈向死亡一步。
经过望、闻、问、切等一些列的诊断方法,马克思最终查出了病因:资本主义这个富翁之所以会周期性地得这个病,是因为这个富翁太贪婪,毫无同情怜悯之心,总是在无穷无尽地追求财富,残酷地榨取“剩余价值”,从而导致大量的“生产过剩”,由此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种周期病。
马克思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社会名医,既然他看出了资本主义这个富翁得的是什么病,也找到了病因,那么再找出治病良方就不困难了。经过潜心研究,马克思给资本主义富翁开出了治病良方: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平等、社会财富共同分配等。这些良方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发病的机理,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
但是,马克思开出的这几剂良方实在太苦,资本主义根本就不愿意喝!因为资本主义的本性天生就是特别贪婪的,为了追求财富,一直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有些时候简直是毫无人性,甚至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因此他绝对不可能主动将自己辛辛苦苦掠夺来的生产资料奉献出去给社会公有,更不可能对财富进行共同分配。
因此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新的能够让生产资料社会公有、乐意对财富进行共同分配的社会主义必然诞生。
然而,围在资本主义病床边的那些名医,犹如醍醐灌顶一般,由此却兴奋极了:终于知道资本主义得的是什么病了,终于明白资本主义的病因了,而且还得到了治病良方!
资本主义富翁嫌太苦不愿意喝,这不是非常容易解决的吗?那就更改配方,去掉药方里面苦的部分,加上几味有甜味的辅药,比如,对资本主义的财产实行股份制,让资本主义把财产拿出来股份化,再把股份卖出去。这样表面上资本主义的财产分出去了,但资本主义富翁本身却换回了实实在在的金钱,资本主义富翁的财产不仅没有因此减少反而还增加好几倍。而社会公众表面上拥有了资本主义富翁的财产份额,却实实在在地付出了自己的金钱。但这样的付出,社会公众却是乐意的,因为他们认为是换回了等价或甚至更加值钱的东西,尽管这只是一种虚拟财产,却绝对没有被资本主义榨取剩余价值那么不可忍受。同时,通过股份这种虚拟的财产,他们还能分回部分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所以就欢天喜地认同了资本主义富翁的剥削行为。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的这种周期病。
同时,在资本主义富翁的财富增长无法满足其贪婪的本性时,那些名医们还开出了另外的几剂“猛药”:战争掠夺、汇率讹诈、贸易欺诈等。战争掠夺这剂药方,主要用于对付那些和资本主义富翁信仰不同的人,从他们那里抢夺财富,资本主义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因为他们不是“朋友”是“敌人”。为了成功地掠夺这些敌人,资本主义就广交和自己信仰相同的“朋友”,甚至结交个别的信仰不同但对自己基本无害的“敌人”,并扶持他们让他们变得更加富有和强大,以方便资本主义富翁随时从敌人那里掠夺财富。比如扶持韩国打压朝鲜,扶持台湾打压中国,扶持以色列打压阿拉伯国家等。而当那些“敌人”全部被消灭了之后,或者从那些敌人那里无法再掠夺财富时,资本主义富翁就会对富有而弱小的“朋友”开刀!比如攻占伊拉克等等。
而后面两剂良方,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资本主义富翁一概使用,并且乐此不疲。通过这种非战争的手段“人性化”地成功欺骗朋友,并能从朋友手中成功地掠夺财富,能让资本主义富翁最大地满足自己的贪婪欲望!
这几剂猛药用下来,就避免了资本主义这个富翁过度地榨取“剩余价值”而透支自身的体力,从而避免了再度爆发“经济危机”这种伤经动骨的周期病。一天一天地,这个名叫资本主义的富翁的病就治好了。不仅如此,这个富翁又重新焕发了第二次青春,越活越年轻了,甚至又多活了一百多年,到今天还身强体壮......
现在在资本主义的家庭里,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必修课!那么,到底是谁挽救了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