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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圣”数字里的悲与苦 杨良成 杜甫(生于公元712—死于公元770),字子美,号称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等,盛唐大诗人,世称“诗圣”,现实主义诗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代表作“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500多首,诗艺精湛,被后世尊称为“诗圣”。 杜甫的一生是穷困潦倒的一生,赤贫的一生,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好的一生。虽然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壮游》诗中说:“七龄即思壮,开口吟凤凰。”,在《赴奉先咏怀》中也说:“许身一何愚,窃比稷和契”。以凤凰来自比,以舜的贤臣稷和契自期许,他甚至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可见他的雄心壮志。当唐玄宗举行祭玄元皇帝、太庙及天地三大盛典时,在长安苦苦守候了多年的他,献上了歌功颂德的三大礼赋。这才得到玄宗的赏识,辗转得到一个右卫率府参军的微官。但他缺少进官的阶梯,没有人脉资源,时运不济,且自己比较清高,高不成低不就,也没有可以运作当官的经济实力,又不懂经济理财,更无财可理,以致他郁郁不得志的生活过得相当艰苦。 杜甫做左拾遗这个官,大约是从八品的官职,拾遗也就是捡起皇帝遗漏的东西(政治决策失误)。他当这个官之后,才知道皇帝不是尧舜,自己也不能随便给皇帝拾遗,自己的政治抱负是很难实现的。检校工部员外郎比拾遗的官大一点,约相当于从六品的官,比七品县官大一丁点,这也是杜甫一生当的最大的官。而且只是个代理的,未实授其官,相当于我们现在官职里的括号,相当于什么什么级别,或享受什么什么待遇。工部主管全国的土木、水利、机械器物制造工程等事务。在工部做事,数理方面的知识和内容居多,自然杜甫有了这个经历对数字应该是很敏感的了。总的来看,他当的官都很小,自然也没什么钱财,生活很贫穷也是自然的了。可杜甫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一个杜工部的虚名便害了他,他还要在他的仕途上艰难前行。 《云仙杂记·夜飞蝉》引《放怀集》:“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丈夫穷困,老婆自然也是一幅寒酸相,杜甫自己还不觉得,倒是客人实在看不过眼,叫夫人送了一个头上装饰品过来。后来杜甫被迫离开长安,流落到了到成都,一家人先是借住在浣花溪畔的一座古寺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杜甫自己也有所记载:“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小儿饿得实在是扛不住了,也就顾不得父子之礼,冲着父亲一阵怒吼,叫他赶快到邻居那里去讨口饭回来吃。没有办法,当过几天小官的杜甫实在拉不下面子,只好硬着头皮,拉下面子,给老乡、彭州刺史高适发出求援信:“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从百里之外背米来接济他,邻里又送他些小菜,使他免却了无米之炊的困苦。杜甫有诗为证:“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 正是这些苦难,给了他创作的生活来源。假如他处江湖之远,居庙堂之高,肯定不会有这样多的切身经历与感受。也正是这些苦难,让他形成了现实主义的风格,创作出了一系列现实主义的作品。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石壕吏》 虽然吃了这么多的苦,面临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但杜甫还是怀着他的忠君思想,拖儿带女四处流浪,不肯面对自己家庭的现实。一家不治,何以治天下?假使他能像陶渊明“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他的家庭生活至少不至于这样凄苦,何况他因为祖上曾当官,可以不交赋税,可以不服劳役,比一般老百姓还是要好得多的。可是他依然想着他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这就怨不得别人了。忠君是可以的,有抱负也是可以的,爱国也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里说的“漫卷读书喜欲狂”也好,但你至少要把自己和妻儿老小的肚子填饱才行呀。“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又当不得饭吃。离自己的家庭现实生活也离得太远了,都上青天了。况且当时的文学创作不像现在,可以发表后得稿费,可以靠稿费来养家糊口。而且当时杜甫并不出名,他的成名是在他去世后的事。也就是说不是当时的名家。纵观杜甫的作品,数字随处可见,数不胜数,也许这和他想入世做的准备有关,也许和他做杜工部有关,但他不懂经济,不会理财经商,估计他在做入世准备时,这方面准备得有点欠缺,或许他也瞧不起这,不屑而为之,要不也不至于如此穷困潦倒。官没得当,写文章挣不来稿费,不懂经济也不会理财,想都没想过去经商,还要死撑着,连田也不去种,放不下杜工部这个虚面子,这一切便注定了他一生的穷苦。 正是他的穷苦,和他在穷苦中的不懈追求,使他写出了“三吏”、“三别”等一系列现实主义的作品,将他的人生和他那个时代的辛酸与苦楚,在诗句里面用数字表现得淋漓尽致。巧合的是,后人将其代表作品也用数字进行了归类,有了“三吏”、“三别”,像六座丰碑一样,奠定了他诗圣的文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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