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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住在县城的小学校里——你知道的,每个学校大院都会有一位卖零食的老奶奶。那时,我们那所小学校的老奶奶只提供两样零食 ——爆米花、炒葵花子。爆米花在我们那儿又被称为“泡子”,我自作主张地以为,因为它由一粒米成为一颗爆米花,体积倏然膨大,像被泡胀了似的,所以才有这个别名。 老奶奶在她居住的小屋门口摊开两个满满的布口袋,一个装着泡子,一个装着葵花子,旁边一张小凳上,搁着一叠由废纸裁剪成的小方块纸,包装用的。她还有一个很小的瓷酒盅,当量杯用。 下课铃响后,大家纷纷奔向那间神秘小屋,从口袋里抠出焐得发热的一分钱,指指泡子。老奶奶颤颤地用小酒盅舀起一杯。多数时候我们放弃了包装,迫不及待伸出手去,让她把泡子倒在两只小手并拢成的手心里,然后,整个脸埋进去,泡子们齐刷刷地往小嘴里奔涌,白白的小颗粒偶尔会粘在鼻子和脸颊上。小心拨拉下来,再含进嘴里,感受着那小东西一点点软下去,回味着糖精带来的甜蜜感。 除了专营零食的老奶奶,偶尔,校园里也会出现流动小贩,加重自行车后面驮着一整块麦芽糖。那种麦芽糖像块米黄色的大面饼,结结实实的。给两分钱,小贩就会敲一小块下来。硬,咬不动,含在嘴里,慢慢软化,但是粘牙,有时一块麦芽糖整个粘在上颚,怎么舔也掉不下来,只有甜水齁齁地涌向喉咙,急得想拿手去抠。我娘见不得我们这样“不卫生”,不让我们吃。有次刚偷偷买回来,我还没来得及和我哥分赃,就听到她那一大串钥匙叮叮当当的开门声,我吓得赶紧把糖放进罩褂口袋里。星期天,我正玩着,听到院子里洗衣服的我娘愤怒的叫喊。原来,那块被遗忘的麦芽糖在口袋里自个儿融掉了,口袋被粘住了,撕不开。我吓得不敢出声,恼恨着自己的坏记性。 小县城里还有一种零食,叫做“狗屎糖”,这是天底下最廉价的糖果吧,单单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瞧出来。黑乎乎一小坨,“狗屎”两字一定就是取其形。代销小店没有零钱找时,店主就慷慨地找你两个狗屎糖。旋开玻璃瓶盖,扔出两个来。味道像劣质糖浆,又是代替找零钱用的,小孩子们都不喜欢。但在嘴巴里淡出个鸟的时候,被鄙视的狗屎糖也是聊胜于无的。 药,也可以被当成零食。有一种宝塔糖是打肚子里的蛔虫用的。鲜艳的圆锥体上扭着裱花蛋糕上奶油的造型,显得又高级又好看。还有一种叫做大山楂丸,专门用来消肚子里的积食,但也被小孩子们自觉地当零食享用了。酸,酸得人眼眨眉毛动,即便这样,我娘藏的一大盒子山楂丸还是一个一个悄无声息地少去。 夏天,学校门口会出现叫卖冰棍的。卖冰棍的人背着四四方方的木头箱子,箱子打开,是层层叠叠旧棉袄做成的“窝”,冰棍们就被雪藏在窝里。绿豆沙是3 分钱还是几分?牛奶的略贵一些。绿豆沙硬邦邦的,像深冬屋檐下结的冰溜子,咬一口,牙齿仿佛瞬间僵了,但是过瘾。我们舍不得吃,喜欢举在手上比谁的豆沙多—手工冰棒,做得不是那么匀。有的豆沙明显高出一两厘米,拿着的人就有占了大便宜的优越感。 那时,邻居家来了投奔的亲戚,夫妻俩带着3 个小孩 ,在平房前搭的小房里住下。怎么谋生呢?靠山吃山。学校里多的是学生,于是推起板车卖零食。哪有不爱吃零食的孩子呢?家里3 张小馋嘴,放学后的校园里也开始热闹起来,常常一片鬼哭狼嚎的打骂声,夹杂着气咻咻的嚷嚷:“我看只有卖盐,你们才不偷嘴!”平房不隔音,邻居们都笑了。 很多年后,我闺女上幼儿园,每到放学时,幼儿园门口会出现一位老奶奶,一口钢精锅里,焐着串起来的卤鹌鹑蛋,一块钱一串。看到别的小朋友买了鹌鹑蛋攥在手里,她自然也流露出向往之情,于是买了,在回家的路上,她便因着心情的满足而加倍快乐。有一天,吃完鹌鹑蛋后,她热切建议:“妈妈,你老了以后,就在幼儿园门口卖鹌鹑蛋吧!” 做一个卖零食的老奶奶,是每一个小孩子能够想到的最理想的职业吧—守在学校门口,搂着满满一堆食物,看起来温暖、富足、闲适。尽管这个灿烂的理想随着成长的功利而被无情地自动沙化掉,但,每个人应该都会记得,童年时对零食的千万向往,在拥有零食并且入口的瞬间,带来的是纵然把全世界放在眼前也换不走的快乐。 |